他起初是在北魏朝廷任职太学博士，迁通直散骑侍郎，因犯事后被朝廷免职罢官还乡。后来跟随高欢信都起兵，拜为开府谘议参军、给事黄门侍郎，迁卫将军、右光禄大夫。

他跟随高欢的大军进入洛阳，高欢接管洛阳事务后，召开朝会，询问一众大臣：“今天子是尔朱氏所立，诸位臣工讨论一下是该废还是该立？”

崔甗向高欢进言说：“禀大行台，如今一国有两位君主，不合乎国法制度，节闵皇帝乃是尔朱荣贼子尊立的，如果继续尊其为帝，则表明我方讨伐行动名不正，言不顺，故而应废黜节闵皇帝，另立新君才是，恳请大行台三思。”

当时的太仆綦俊就反驳说：“节闵帝自登基以来一向贤明，可主社稷，不必再立。”

崔甗听后面色一变上前说：“如若他是一位贤明君主，自然能厚待高王。只是其既然是谋逆之胡人尔朱荣所尊立，还如何能为天子？假若如从俊兄台所言，高王出师以何名义作此次举兵的号召？”

太仆綦俊无从反驳，高欢于是采纳了他的提议，废黜了节闵帝并将其幽禁，改立平阳王元修。为新君，尊为孝武帝。

崔甗从龙有功，被孝武帝进封为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黄门郎，武城县公。崔甗“性格暴虐怠慢，自恃出身名门望族，骄纵贪污，因贪污为朝中御史纠劾”，但高欢还是原谅了他，先是让他做黄门，不久后就进封他为徐州刺史，还赐给他广宗部曲（部曲即卫兵）三百、清河部曲千人。

高欢这样做，无非是因为崔甗所代表的是汉族世家，希望以其作牵制鲜卑勋贵的一种制衡力量。

崔甗受到高欢的纵容包庇，所以他并不打算悔改，反而越发“由着性子豪侈极奢，沉溺于财色”，就连崔甗的宠妾冯氏也有样学样，借着他的名义狐假虎威进行敛财。

除此之外，高欢儿女亲家刘贵“凡所经历，莫不肆其威酷，非理杀害，视下如草芥”；

意思是说刘贵每到一处他所任职的地方，均恣意地表现他为人威猛暴虐的一面，他修造经营城郭的时候，监督民工十分严苛，时常催促加急完工，动不动就无故杀害做工的人，被他无理杀害的人都不知有多少了，是个视人命如草芥的人。

但刘贵也因为他以威严断决时务，做事以雷霆手段，迅速处理军国大事且让高欢得益，为人耿直，面对打击揭发时不会回避，他跟高欢是患难之交，因而受到高欢的赏识器重，是高欢的亲信。

陈元康是高欢的亲信幕僚，高欢十分欣赏他的才干，但陈元康有个致命缺点就是贪财，史书记载他是“溺于财利，受纳金制，不可胜纪，放债交易，遍于州郡”。说的就是陈元康不能以平常心看待财物，喜好金钱利益，收取的金钱绸缎不可胜数，而且还在各地进行高息放债，相当于现代的高利贷。

因此他的种种贪财、敛财行为也常常为人诟病，被御史参奏，但高欢亦是对他处处包容，不处罚他。

高欢身边的故旧，都是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好友，成为勋贵后，不约而同地成为贪腐的官员。

其子高澄继承了“高氏反腐传统”，为凸显执法机构的威严，不仅重赏御史中丞崔暹，还恢复了御史中丞“开道赤棒”的特权（即用作打贪官的红色棍棒），甚至自导自演了一出冒犯御史中丞而被痛打的好戏。

在高欢、高澄时代，的确有很多贪官污吏在御史台的弹劾下受到惩处，但这股风气没能贯彻始终。

这种“策略性反腐”，只有在主导者具备足够的政治头脑和手腕时才能起到作用，高欢与高澄两父子能用，但不是每个当权者都能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