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几年，刘宏在几位帝师的教导下开始学习处理国政，大汉帝国算是平静了几年，到公元175年，刘宏下诏刊刻熹平石经，是他与士族最后的和谐。

176年，刘宏已经二十岁，真正成年了，几年的学习，也有了乾纲独断的底气。永昌太守曹鸾一封请求放开党禁的上书，使得刘宏与士族彻底开始走向决裂。

刘宏从这时起，就完全走向了士族的对立面，能在中央朝堂上立足的士族，不是与宦官勾连，就是深明明哲保身之道的老油条。自此之后，士族在洛阳的中央朝廷彻底失势，但士族在地方的实力依然雄厚。

刘宏在178年派遣汉军出塞进攻鲜卑，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功绩权威，但这场没有士族支持的出征，毫无意外的失败了，使得刘宏的雄心深受打击。

刘宏开始了破罐破摔式的治政模式，只要能恶心士族的事情，他都愿意做。糜烂的私生活就不说了，从宣陵孝子、洪都门学、卖官鬻爵、直至给狗带上进贤冠，这一连串的花哨操作，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出来的。

刘宏对士族的态度，几乎是一种赌气式的对抗，完全不顾忌这种领导阶层的对抗，会把大汉这个巨大的帝国送入深渊。黄巾之乱，是士族打在刘宏脸上的一巴掌，却没有真正的打醒刘宏，党禁虽然被迫解除，刘宏的这种对抗却更加的变本加厉。

大汉这么大一个国家，皇权只是最上层的权力，真正在管理这个国家的阶层是士族阶层。

士族中虽然也同样良莠不齐，甚至影响力最大的世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起码士族不想把这个国家弄的天下大乱，做事多少有些底线。刘宏就完全是任性而为，不顾后果，甚至倒行逆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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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最高层的皇权与真正的管理中高层，这种彻底分裂，为了斗争不顾后果，受到伤害最大的反而是底层的黔首百姓，大汉在刘宏治政的最后几年，四处造反，最终走入穷途末路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魏晋时期的门阀政治，是士族对皇权专政的一种反扑。刘宏明确的向士族展示了，当皇权专政叠加了一个疯狂的暴虐皇帝之后，破坏力有多大。

非常遗憾，魏晋那些同样垄断了高层权力的世家大族，与大汉的刘姓皇族其实是一丘之貉，并无本质区别。

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环，不止是人口繁衍与土地供给造成的，同样也是高层权力需要不断重新分配的结果。只是在皇帝制度之下，皇权具有太大的先天优势，每循环一次，皇权的专制程度就拔高一层。

刘宏是及其倔强任性的，临死也不肯向士族服软，明知道士族支持的皇位继承人是皇子刘辩，刘宏他到死也没有明确下诏，让谁来继承皇位。

而这也直接造成了刘宏崩氏后，大汉开始陷入彻底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