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理论倾向于用技术进步解释经济增长。事实上，研发活动伴随人类历史数千年，但只有在信用制度出现后才独立出来，成为一种关键的因素，这说明没有信用制度和原始资本，技术创新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昙花一现，研发更不可能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生产方式。

其实，如果把基础设施也视作一种产品，城市化本身就可以看作工业化的一部分——用工业的方法生产基础设施。

正是由于现代金融和技术创新同时为工业化与城市化提供了原始资本，两者才得以相继启动。因此，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共生关系，而非因果关系。

只有资本才能为资本做抵押。

信用制度的关键是如何获得‘初始信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启动，都必须跨越原始资本的临界门槛。一旦基础设施积累完成，就会带来持续性税收。这些税收可以再抵押，再投资，自我循环，加速积累。

城市化模式的选择，说到底就是资本积累模式的选择。不同的原始资本积累模式，决定了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历史表明，完全靠‘内部积累’很难跨越最低的原始资本门槛。强行积累，则可能引发大规模社会动乱。

因此，早期资本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外部掠夺完成的。几乎每个发达国家，都可以追溯其城市化早期阶段的‘原罪’。

传统泰国社会关系是典型的差序格局，民间信用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熟人社会，因此只能是小规模和短周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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