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吕布所知的历史里，孙权的继位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因为在这之前几乎没有先例可循。

相似的例子倒是有一个。

兴平二年194年，益州牧刘焉去世，刘焉的一帮下属向李傕、郭汜主政的朝廷推举刘章为益州牧，勉强得到批准。于是刘章成为汉末时代第一位世袭的地方军阀。此后，一直到孙策去世这个时间段即194—200年，再没有第二例。天下间有势力的诸侯们，徐州牧陶谦、幽州牧刘虞，以及袁术、公孙瓒等，全都死了，没有哪个能传位给儿子的；而曹操、袁绍、刘表、刘备、公孙度等，都还活得好好的，不存在传位的问题。

而刘章能够继承益州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刘章是皇室宗亲，符合了两汉一直秉持的皇室宗亲可子承父业的特例。很显然，孙家并不符合这个特例。

因此，孙策死后，传位孙权，既没有法理上的支持，也几乎没有先例可循。理论上，曹操把持的朝廷只要再委任一个会稽太守，就没孙家什么事儿了。

更何况，孙策名义上所拥有的东西，孙权一样都继承不了。孙权唯一能继承的：是属下文臣武将对孙家的认同感，也就是人脉。

这才是孙策要传位给孙权的主要意义。

孙策自然不甘心将九死一生打下来的基业，拱手让给别人，所以，不将人脉传给年幼的儿子和更年幼的弟弟，而是传位给更年长更有政治头脑的大弟孙权，也在情理之中。

孙策托孤时，江东的实际情况是，孙家和将领之间，是君不君臣不臣的尴尬局面；会稽郡与其他各郡之间，理论上是平级关系，所以，孙策必须依靠张昭这些老臣尽心来辅左孙权。同时，留下“实在不行，西归也可以”的政治遗嘱，毕竟，将来局势怎么发展，孙策也无法预测。

当时江东的地盘包括会稽郡、吴郡、丹阳郡、豫章郡、庐江郡和庐陵郡的大部分平原地带，偏远山区还未有效控制。流亡客居在江南的士大夫，大多抱着暂时避难的想法，随时都可能拔脚北上，他们对孙家既没有感情，也不那么服气。但张昭、周瑜等人认为，孙权年纪虽小，却很有些王霸之气，可以与他共建大业，于是尽心尽力地为孙权效力。

于是，孙策的连襟周瑜从巴丘率军回来奔丧，然后留在吴郡担任中护军，与张昭一起主持军政事务。

周瑜专门带兵回来，表面上是奔丧，实际上是为孙权站台，防止叛乱或发生其他不测。

但即使如此，江东的局面仍是内忧外患。

内忧自然是人心动摇。

曹操听闻孙策的死讯，就对御史张纮说：打算乘着东吴大丧、人心动摇之机，大举讨伐江东。

当然，这有可能是曹操故意吓唬张纮，以达到恐吓+安抚孙权的最佳效果。

因为张纮是江东老臣。

随后，曹操以朝廷之名，任命孙权为讨虏将军，兼会稽太守。同时上表推荐张纮担任会稽郡东部都尉，去做孙权的工作，以期让孙权归顺朝廷。

张纮对于孙家的贡献不亚于张昭。在孙策起家之前，张纮就为他制定了“投身丹杨——收吴郡、会稽之兵——夺取荆州、扬州——成王霸之业”的大战略，这个战略让小霸王兴奋得抓耳挠腮，孙策后来的崛起，基本上就是按这个路线走的。建安三年198年，孙策派张纮到朝廷进贡，被曹操留在朝中，担任侍御史。

张纮此次回到江东，也算载誉归来，重归故主。

刚到达吴郡，张纮就专门写了一个宣传檄文，对孙坚、孙策父子大为歌颂，严正指出孙坚有大败董卓、扶持汉室之勋；孙策又平定江东、建立大业，对这父子两人，都应该大大地表彰，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如此才能向各级官员和广大百姓昭示公义。此文写完后，呈报给孙权，孙权读得泪水涟涟，泣不成声。

此文一出，孙权瞬间占据了舆论高地，再无内忧。

孙权继位最大的障碍，自然是“未有君臣之固”！张纮大肆鼓吹孙权父亲孙坚、大哥孙策的功绩，在法理上、道义上、伦理上，让江东官民认可孙家的统治地位，孙坚那么英勇和忠君爱国，孙策也那么英勇和忠君爱国，孙权当然也差不了，有资格做江东之主！

对孙权而言，此文胜过十万大军。

再说外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