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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贾：搞活商品市场的催化剂
商业在中国起源很早。虽然商人一直以来都在社会中处于较低下的地位，但他们却是一个相对比较活跃的阶层。他们走南闯北，推动着商业的繁荣，使得天下民众能够互通有无。在他们的身上，有着讲诚信、和气生财、勤俭节约等一系列可贵的品质，堪称宝贵财富。
商业起源——以物易物的简单交易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居民为了满足各自的需要，开始交换剩余产品，形成商业的雏形。这就是“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据说，中国最早经商的，是商族人王亥。历史学家徐中舒说：“商贾之名，疑即由殷民而起。”而《尚书中也有“肇牵车牛远服贾”的记述。另据《山海经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可见，王亥早就赶着牛车去外地做买卖了。
后来，商族人继续发展贸易，其中有些人专门到远方贩运货物。由于这些从事贸易的人来自商部落，“商人”之称正式形成，其交易活动就是“商业”活动。商业初生之时，贸易量较小，而且都是以物易物，后来才出现了最早的货币宝玉和海贝。
周朝时，由商朝贵族后裔建立的宋国，商业极其繁荣。与此同时，原来商的遗民则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只能以贩卖货物，经营商业维持生计，保留了经商的传统。
战国时的白圭，被称为“言治生者祖”。他是经商理论的鼻祖，其经商之道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经营之术中的“贱买贵卖”，为商之道中的“智、勇、仁、强”。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白圭的经商原则，就是抓住时机，贱买贵卖。当货物供过于求，别人大量抛售时，就大量买进；当货物供不应求，别人需要买进时，就大量抛出。粮食丰收时，就买进谷物，卖出丝漆；蚕丝上市后，就大量收购蚕丝，卖出粮食。他“趋时若勐兽挚鸟之发”，对各种市场信息极为重视，他出手果断，应变神速，能根据行情迅速决定是“卖出”还是“买进”。
白圭还将商人的智慧提到了新的高度，他说：“吾治生产，犹尹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意思是说，“我们做买卖，要像尹尹、吕尚一样富于谋略，像孙子、吴起用兵一样善于判断，像商鞅执法一样取信于人。”他还说：“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商业的大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原地区和周边地区的繁荣与进步，加速了南方原始文化的解体和手工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商人们把南方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贩运到中原，其他的铜、锡和其他矿物也运至中原地区，共同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商人分野——相当复杂的社会群体
中国商人，可分为旧式商人、新式商人和现代商人。旧式商人，主营粮食、布匹、茶叶、蚕丝、禽盐、杂货、牲畜、中药材等；新式商人，对外售出中国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对内销售西方工业品；现代商人，活跃在中国市场的经济舞台上，成为了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另外，由于身份不同，中国的商人，又可分为儒商、官商和军商。
儒商，指具备一定的儒家文化和思想的商人。他们常把儒家思想引入商业活动，如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等。儒士弃文经商，多因科场失意他们依然向往做官。他们中一些人有了一定的财富后，常设法由商人阶层跃入权贵阶层，兼儒兼商。
官商，有些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官员，有些是做官方生意的人。他们靠特权的庇佑经商，很容易发大财。这类商人常凭借雄厚的资本，运销茶叶、人参、盐铁等国家专卖商品。他们能享受官方的优惠政策，如拥有免税特权、政府低息贷款、经营垄断权等，其子弟也比一般人有更多的当官机会。不过，朝廷对官商的管理也异常严格，如朝廷规定运销地点，限定销卖时间，实行价格管制等，致使很多官商都由风光无限而衰落破产。
豪贵商族山西范氏
清朝时期，山西商人范毓宾曾输送大批军粮，供给西征准噶尔的清军，为清政府节约费用数百万两，其举动受到清政府的赞许和嘉奖。范毓宾被授为太仆寺卿，用二品服。范家的祖辈也因此被追赠为骠骑将军、资政大夫、夫人、宜人等。此后，“毓”字辈和“清”字辈的后人中获任官职的达十几人。范氏实际上已成为一门朱紫、炙手可热的豪贵商族。
军商，一类是经营军火生意的商人，另一类是军人从商，亦军亦商。军火是极其特殊的商品，一般人不得经营，凡经营军火生意的，都必须经过政府的特许，如明代的沉万三、清代的胡雪岩等。第二类军商，比如明代北部边塞的军人，通过参与和主持边塞地区的米粮收购，从中获取巨额的利润。朝廷费力运到边疆的金银，很大一部分都流入了在当地驻防的高级将领的腰包，成为了他们的私财。
另外，商人还可分为义商、奸商和平商。义商，往往品德高尚，以义获利，致富后又积极回馈社会，如扶助教育、捐办慈善公益事业、资助国家建设等。奸商，专以歪门邪道坑国害民以牟取暴利，他们短斤少两、以次充好、欺行霸市、玩“空手道”，不顾商业道德，破坏商业秩序，是害群之马。平商，商人中的大多数，他们没有义商的侠义豪爽，但也不会像奸商一样用歪门邪道坑害买家。
一句话，商人是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群体，我们固然可以根据一定的标准，从主观上对其进行各种分类和界定，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商人属于哪一类则往往难以界定。一般说来，一个商人，只要能做到遵纪守法，不投机倒把，不为富不仁，不坑害国家和人民，就能得到世人的尊重。
商界风云——着名商帮与商贾名流
商帮，旧时的商人组织，出现于唐宋，繁盛于明清。按地域分，商帮可分本帮和客帮，本地的商人组织为本帮；外地的商人组织为客帮，往往以乡土关系为纽带。另外，不同的商业行业有不同的行帮。商帮多设有会馆、公所等机构，以供商人联系、聚会、议事。
明清时期，商品数量增多，商人也更加活跃，出现了“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徽宦商，衡游蓟北”的繁荣景象。同时，商人的数量也大为增长，出现了不少有影响力的地域性商帮。其中，规模与影响力最大的，当数晋商和徽商了。
明清十大商帮
以山西晋中为中心的晋商；以歙县、婺源等徽州六县为中心的徽商；山东临清、济宁、聊城、烟台一带的鲁商；以宁波为中心的浙商；以龙游县为中心的龙游商：苏州西南吴县境内太湖中东、西洞庭山的洞庭商；江西由人口流动形成的江右商；以福建沿海为中心的闽商；以广州、佛山一带为中心的粤商；与晋商同时兴起的陕商。
晋商，雄踞商界数百年，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德义为先，团结一致；商人出资，伙计经营；投资田产，依靠官势；化商业资本为金融资本，组建票庄，专营汇兑；主营盐、丝、粮食、铁器、棉布等军需品，活动范围由黄河流域扩展到珠江流域。
徽商，称雄东南商界300多年，足迹遍布全国。从大省会到小城镇，再到穷乡僻壤、深山老林、沙洲海岛等，都有徽商的踪迹，故有“无徽不成镇”“钻天养庭遍地徽”之说。徽商主营盐、粮、布、茶、木，兼营典当业和文房四宝。他们在本地修缮宗庙，在外地建设会馆，以联络本帮商人，建立商业垄断。徽商资本雄厚，一般拥有资金达几十万两到几百万两不等，乾隆时经营盐业的徽商汪廷章更是“富至千万”。
商业自商代前后产生以来，在数千年的漫长历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富商巨贾，其中有一些人为人们千古传诵。
弦高献牛救国
战国时期，郑国商人弦高以贩牛为业。有一次，他正赶着牛去洛阳，半路上意外地碰到了正想偷袭郑国的秦军，便赶紧派人回国报信。之后，他自称是郑国的使臣，向秦军献上12头牛，并对其主将说：“郑国君主见贵军远来劳苦，特地派我来劳军。”秦军主将大吃一惊，以为郑国早有准备，很快便下令退军。弦高用自己的智慧保卫了国家和百姓，被传为佳话。
春秋末期的范蠡被誉为“商圣”，还被有些地方奉为财神。他在帮助越王勾践灭吴称霸之后，急流勇退，弃官经商。他在定陶“治产积居”，经营业绩斐然，“十九年中三至千金”。后来他把产业留给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范蠡指出，要加速资金周转，扩大利源；注意商品的性能，关心商品的质量；把握时机，灵活购销；及时预测商情，储备待乏；控制价格幅度，保护产销利益；精心选择经商地点，收集各方信息。
吕不韦本是战国时的一个大商人，家财万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可居”的“奇货”——在赵国为人质的秦国王孙“异人”。他本着“扶立一位君王，能获利无数”的想法，先后投资大笔的钱财，入秦说服秦国太子及夫人收异人为义子，连自己的美妾赵姬都赠给了异人。不到十年，他这笔旷古绝今的大生意就带来了惊人的收益——异人成了秦王，他被封为秦相，食邑十万户，家童万人，权倾朝野，富可敌国。
胡雪岩是晚清着名的“红顶商人”，他幼年家贫，经人推荐到杭州一家钱庄当学徒，得到了东主的赏识。后来，东主因无后，临终前将钱庄遗赠给胡雪岩。很快，胡雪岩靠着自己出色的经营能力，并依靠官方关系，开钱庄、开药铺、买卖军火，富贵无比。
历代的商界名流，虽然都赚取了巨额的财富，但由于长期以来官方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他们的经商生涯大多都非常艰难，有时最终还是归于失败。
生财有道——旧时经商禁忌与原则
商业以营利为目的，生意人的一切行为旨在一个“财”字。只要一开市，就希望在钱财上有个好兆头。因此，凡是与求财相违的言语、行为都是禁忌。
商人认为，店铺的招幌、标记极为神圣，是“招财进宝”的象征。每天开市挂幌子，必须说“请幌子”，而忌讳说“挂”，生怕它挂不牢而坠地。如果有小伙计不慎将店幌失手掉在地上，马上就会被解雇。商店中的度量用具，如升、斗、大秤、戥子，以及账桌上用的算盘，都不能随意玩弄。尤其忌讳反放算盘，因为“只能往里算计，不能往外算计”。
从前，伙计在账桌、货柜、钱柜上坐卧，也是不允许的，说是怕压了柜上的财神。甚至连睡在待客的条凳上也属禁忌，说是会压了顾客，造成次日顾客减少。此外，扫地时最忌往店外洒扫。尤其是在过春节时，不准扫地，也不能往外倒脏水、垃圾，那是在“倒财”！也不可坐在店门或柜房的门槛上，以免拦堵了财神；还忌讳冲着店门方向和当日财神的方位小便；也不能在店门前打呵欠、伸懒腰，否则会冲撞财神，造成店铺财源不振。
商铺老板的迷信
旧时商铺老板相信，第一个进门的人能决定商铺一天生意的好坏。如果商铺一开门，就迎进一个进京赶考的举子，会被认为是大吉大利，商家常会免费为其服务。如果商铺一开门，就进来一个霜妇、毛女，会被认为是晦气。客人走后，商家一定要燃草纸熏烧一番，熏罢扔在店外，以求破解。
商人的经营原则，有和气生财、有买必谢、童叟无欺、讲究吉数等。
首先，经商之人要对顾客谦恭和气，服务周到，才能赢得主顾，生意兴隆，这是千百年来商人经商的经验之谈。
其次，无论能否成交，都应和颜悦色地对待顾客。一旦成交，不论买卖数额多少，顾客临走时，卖方都要向顾客表示感谢，不能有丝毫苟且。正如《清稗类钞中说的“无论买卖者出钱购物之多寡，皆为我获利之源，衣食之本，故虽一钱之贸易，亦不可不谢也”。
再次，商品要统一划价，公平买卖，无论贤愚老幼，一视同仁，决不欺骗或欺辱。
最后，商人偏爱吉利数字，希望能借它平安、顺利、发财。经商出门，多选带“八”的日子，顺应“要得发，不离八”的吉言。此外双数和“六”也被视为吉祥的数字，俗语云“好事成双”“六六大顺”。在一些地方的农贸集市上，议牛、羊、猪、狗价格时，忌说整数，否则买回去的牲口也难养。“四”在很多地方被视为凶数，因为发音与“死”相近。
上述禁忌，大都是旧社会的迷信陋习，如今多已被扔进历史的故纸堆，不复存在了。
夹缝求生——招商引资与重农抑商
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朝代，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只有极少数时期，商业的政策环境较为宽松。尽管如此，商业还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
上古时期，先王们大都鼓励发展商业。传说，神农氏曾亲自主持过市场交易，而黄帝时期则“市不预贾”，就是说不干预商品交换，这无疑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
西周时期，商业出现了繁盛的局面。在鼓励经商的政策下，商人们的实力空前膨胀，甚至也敢于与国君分庭抗礼。如周厉王时的国人暴动，其中的国人就有不少是国都周围的商人。到了春秋时期，齐鲁、吴越等地以及郑国的商业都很兴盛。
最早的招商引资政策
周武王在灭商之后，为了重建都邑，遂下令说，商旅日能来三室的，其中一家的生活所需由国家提供。这算得上是最早的成文招商引资政策了。
不过，战国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却沉重打击了商业。农业被认为是富国强兵的源泉，而商业所带来的生活日用品的流通，会减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不过，统治者也需要实力雄厚的富商巨贾在经济上的支持，这给商业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两汉时期，商业尽管受到了抑制，仍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城市，如长安、洛阳、hd、临淄、寿春、合肥等。这些城市人口密度大，生活用品需求量大，商人专卖丝织品、漆器、金银制品、土特产品、皮革、木材、鱼盐等货物，异常繁忙。
隋唐实行开明的商业政策，并打击了欺行霸市的行为，规范了市场秩序。当时，城市商业更为兴旺，长安有东西市，洛阳有南市，甚至于中小县，如临淄、禹城、临安、奉化等也有市。官吏们在征收赋税的当口，低价收购，高价抛出，一夜之间就可以谋取暴利。
宋元时期，政府肆无忌惮地剥夺商人的利润，并对许多商品实行政府专营。不过，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却空前繁荣。商人们通过泉州、广州等大港口，把大批纺织品、陶瓷、茶叶等，运到越南、柬埔寨、印度，又把象牙、珍珠、香料、翡翠、玛瑙等物品大量运回国内。
明清时期，抑商政策发展到了顶峰。在明朝，商人若想经营某种商品，必须向政府申请应募，履行一定的义务，才能被获准经营。清朝在全国各地设置厘卡，对各种流通货物收取厘金，以此来盘剥商人。不过，明清的城市商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出现了许多着名的商帮。
小商铺——茶馆
清朝人好品茗，闲暇时最讲究“泡”茶馆。当时bj有种江南茶馆，屋梁下悬有红铜的“搬壶”，贮有沸水，随时可以取用。这种茶馆以卖清茶为主，同时设有烤制糕点用的“红炉”，带卖红炉点心。有些茶馆为招揽生意，上午卖茶座，下午和晚上请艺人说书，或请京剧、八角鼓、十不闲票友在茶馆清唱聚会，或摆赛鸟儿、斗蛐蛐儿、象棋的“擂台”等。
纵观中国历代的商业政策，不难发现，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封建小农意识在统治者的头脑中是那么根深蒂固，这也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10章药铺：许仙和白娘子看好的行当
中国有句古话叫“富人靠药房，穷人靠当铺”。在中国，大江南北、都市集镇，都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药铺。开药铺在中国又常常被看作是善举，有些药铺老板还被称为“善人”。在戏剧《白蛇传中，白娘子和许仙也都是开药铺的，并以乐善好施为人所称道。
药铺由来——从医药分家开始
上古时代没有药铺，当时巫、医、药三者合一。巫医自己采药，自己为人治病，同时进行各种祈祷活动。周朝开始设立公办的药藏机构，专门管理药物。按古代的医制，设“医师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此处“府”即指保管药物一类的人员。
春秋战国时期的医生，除了自己采药外，也向采药人买药，药材的零售业得到了发展。有这样一则故事，秦朝人安期生，曾在山东海边肩挑药篮，腰悬葫芦，辛勤卖药，治好了不少病人。据说，秦始皇曾约见他，“与语三夜，赐金帛数万”。
汉代还出现了一些卖药能人，如草药大夫玄俗、壶翁、韩康等人。这些卖药人或“卖药于都市，为人治病甚效”；或“尝于市中卖蓟，口不二价，有病者购之；……无不应验”。
汉代医和药两种专业已有分工，规定“大医令一人六百石，掌诸医”“药丞，方丞各一人”“药丞主药，方丞主药方”。虽然在民间由于条件的限制，医和药还集于一身，但从医制上说，毕竟开始分家，在百官中已有了药丞、尚药监等官职。
唐代，随着人口的增多和医药事业的发达，社会上卖药的也多了起来。宋清在长安西市卖药，“朝官出入贬移，辄卖药迎送之。贫市清药，常多拆券，人有急难，舍财救之。岁计所人，利亦百倍。长安言：‘人有义声，卖药宋清。’”可见在长安卖药，既利民，也利己。
唐朝的医保工作
唐朝的医保工作做得很好，各地的佛教徒也在寺庙等处设有悲田坊，穷人生病时，可到坊中免费抓药。此外，官府也在全国各地设置了养病坊，为民间孤寡老人治病，也免费抓药。在悲田坊和养病坊中都有贮药库，备有比较齐全的药材。
正规的药铺出现于宋代。宋代的药事制度更趋完备，国家加强了药政方面的管理。宋制，殿中省六局，掌药房药剂、诊治之事，并置有尚药奉御。在政令上也曾明文规定禁止售卖毒药，还设立了专为皇帝用药的“御药院”。
北宋神宗年间，朝廷在京都汴梁成立了我国首个“官药局”，这是世界上最早开办的国家药店。它由政府经营，主要出售丸、丹等中成药，有些药还享有专利权。由于中成药具有服用方便、携带容易、易于保存等优点，受到了广大医生和病人的欢迎。
宋代官药局设有专门人员来监督成药的制作和出售，配有专人管理药材的收购和检验，保证药品的质量，剔除伪假药材。药局还设有专人从事药物的炮制、配方和研究工作，不断提高制药方法和技术，使宋代配制中成药的技术达到了较高水平。
宋代官药局中还有一种叫“惠民药局”，这是朝廷为贫穷百姓在生病时也能吃到药而设立的。全国当时共有70所惠民药局，官府派官制药，并负责监造、出售，售价只有一般民间药铺的三分之二，亏损的钱由政府调公帑贴补，每年要补贴缗钱数十万。
药局内部，夜间要轮流值班，遇到急病不立即卖药的要给予“杖一百”的处罚，对陈损旧药要及时毁弃等。不过，惠民药局里的官吏往往监守自盗，把贵重的药材偷出去卖，换上廉价的药材来充数，如用樟脑代替片脑，用台附替代川附；偶尔制造些好药，也被管药人瓜分。
药铺规模——大小不一利十倍
古代民间药铺的规模是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在宋代之前，药铺行业还没有形成“行”与“市”，但到了宋代，药铺业已在商贸活动中形成了一支独立的力量。如汴京“马行街南北几址里，央道药肆，多国医巨富”。
北宋时，都城汴京的专业药铺有好几十家。其中，有卖口齿咽喉五官科类药的曹家独胜元，有丑婆婆药铺，有荆筐儿药铺、熟药惠民西局、盖防御药铺、孙典丞药铺、宋家生药铺、李生菜小儿药铺、仇防御药铺、下马刘家药铺等。大一点的市镇上，一般都有数家药铺。
宋代药铺的规模有大有小，大药铺甚至有七间门面，且高堂大屋，非常气派；小的只有一间门面，但也生意兴隆，如《清明上河图里所描绘的赵太丞家药铺。
在宋代，五间门面算是中上规模的药铺了。宋人洪迈所着《夷坚志中说，有一家大药铺名叫刘家药铺的，就是正面大屋七间的大药房。“翁不见井子刘家药肆乎？高门赫然，正面大屋七间。”
明代的药铺，规模更大。明嘉靖年间，bj的西鹤年堂药铺就是家大药店，药堂有管理操作人员两三百人，店内按中药加工顺序配有配药酒司、研粉剂司、熬膏药司、吊蜡丸司等进行分工管理。对于秘方成药，则由店铺亲信甚至店董亲自动手，一般伙计不能问津。
《金瓶梅中西门庆开的药铺属中等规模。从西门庆的居处来看，也有五间门面房子，西门庆的父亲在世时，这五间门面全是药铺门面，到西门庆时，有些已改作他用，如开当铺之类，但药铺毕竟是主业，门面还是最大的。
古典名着《金瓶梅中，多处提到药铺。例如，书中这样交代西门庆的家世：“他父亲西门达，原走川广贩卖药材，就在清河县前开着一个大大的生药铺，现住着门面五间到底七进的房子，家中呼奴使婢，骡马成群，虽算不得十分富贵，却也是清河县中一个殷实的人家。”讲到蒋竹山开的药铺的外貌，“里面堆着许多生熟药材，朱红小柜，油漆牌匾，吊着幌子，甚是热闹”。书中也讲到了药铺里的一些器具：“妇人正钱置的货物都留下，把他原旧的药材、药碾、药筛、药箱之物，即时催他搬去。”
开一个药铺需要多少银子
《金瓶梅中李瓶儿拿出300两银子资助蒋竹山开一间门面的生药铺。那么西门庆的药铺价值多少银子呢？西门庆死时，共有10万余两银子的总遗产，其中“生药铺”5000两。西门庆临死时留下遗嘱说，自己死后，其他的铺子都可卖掉，唯有生药铺和印子铺不要卖。
最初，药钱与医病钱一起计；医药分家后，卖药的自然讲究利润了。古往今来，卖药得利一直很大，所以有“药无十倍不卖”“药无十利不开包”“药无十分利，不如当柴烧”“除去拦道，就是卖药”的谚语。
一般穷人家是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农村庄稼人害病，大都不吃药，硬扛过去，或用些土方对付。药铺一般都在集镇上，乡下抓药，要跑几里甚至几十里路；有些人付不起现钱，要在收获时卖了粮食才能付药账，但很少有赖药账的。
扬州人说：“穷人养病捧大碗，富人养病把药罐。”旧时“上等之人，无病服药；中等之人，有病服药；下等之人，病死不药”。药铺中数补药最贵，草药最便宜。
清代京师药铺中有“卖灵宝如意丹者，定价不二，先与银，乃付丹。每以纹银之得量若干，易丹如其数，钱则每百易丹一钱。治病神效，故人争之”，药铺老板以此发家。
清末上海雷允上药店，以治喉疾的六神丸着名，行销海内外，根据海关贸易手册记录，该药铺仅六神丸一项，每年出门价值银数十万元。可见其利润之高。
各种药材之中，以人参为贵。“十金易一两，又苦杂赝真。投之汤剂中，日饮仅数分。”人参采之不易，成本较高。非达官贵人富豪，不能常吃参。在一般药物中，又有生药和熟药之分，它们的价格也不同，有些生药煮热，为防霉虫，其营养成分少了，价格也就便宜了。
明清以来几个着名的大药铺
明清以来，我国南北各地都出现了一些着名的药铺，它们或以规模取胜，如“红顶商人”胡雪岩创办的胡庆馀堂；或以特长知名，如浙江塘栖镇专卖痧丸的致和堂等。现略举南北数家药铺加以介绍。
杭州“日生堂”，创建于明天启年间。余姚人朱养性以医游杭，他尤擅长于外科药，其所配的膏药特别灵验，其中以铜绿膏、鸡眼膏最为着名，其药铺设于杭州的大井巷。他的子孙也继承祖业，虽然其中也有在外做官、经商者，但晚年都回到大井巷日生堂，聚族而居，约有300多年。太平天国时期，药铺因战争被毁，后又恢复，该族人仍旧居住在那里。铺内的营业之事，则由各房轮流经营，药堂依旧兴盛。
清代bj城中有上百家中药铺，如以祖传秘方取胜的回春堂等；也有专校医生处方配药的，如万春堂；还有一种以丸散膏丹为主，兼配饮片的药铺，以西鹤年堂和同仁堂最为有名。
同仁堂老板姓乐，祖籍浙江宁波人，远祖是位摇串铃的江湖郎中。到了乐梧岗手里，因乡试不中，绝了做官的念头，在前门外大栅栏处开了个同仁堂中药店，三间门面，经营则由家族各房轮流管理。同仁堂丸散膏丹名扬北方，据说康熙皇帝有次得病还是服了同仁堂的药才好的。
大药铺的优势
大药铺内一般有坐堂医，或者掌柜的略通医道，可以为病人适当诊治。大药铺选择药料精益求精，专门由铺内经验老到的人去各地采购药材。大药铺一般有自己的制药场，由专人制作，如同仁堂制药厂有百人，有些秘方，配制时还严加保密。大药铺要求很严，新人进去，须待上好几年，跟老伙计学习背药名、包装药材等基本功。如用纸包装药材，须有角有棱，方方正正，想要包好还真得下一番工夫才行！
上海的第一家大药铺，是开设于清康熙年间的姜衍泽中药店。该店所制的药膏风行一时，被人珍为奇货。乾隆年间，店主又在南市小东门刨设大型药铺“竺涵春”。后来，该药铺被商人童善长买下，改名为“童涵春堂”，取永保青春之意。药铺管理有序，所配制的药膏疗效甚好，而且药铺中又有坐堂医，一般小毛病可当场诊断，当场配药，非常方便，业务蒸蒸日上。多年后，“童涵春堂”店面扩大到14间，设有配方部、成药部和参茸部、西药部，并在西药部设有中医门诊，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成为国内最大的中药店之一。1987年，童涵春堂在美国纽约开设了合资经营的中药分店。
浦东人顾松泉开设的中西大药房，是上海第一家华商西药房，店址设在今福州路一带，主要经营进口西药业务。因当时社会乃以中药为主，故西药销售不多。店内自设制造部，自制梅花参片戒烟药品，适值厉禁鸦片，十分畅销。
大药铺的生意历来都是不错的，一年四季总有生意，无所谓澹季旺季。就是不景气的年月，也没有药铺关门倒闭的，除非遇到兵灾。中药铺所需的原材料都是用上百斤重的大秤买进，再用小戥子论钱算分卖出，相当赚钱！有些医生跟大药铺有利益关系，便总是指定病人到特定的药铺去抓药，为防止病人另挑他店，常特地开上一些只有他指定的药铺才有的奇怪药引。
现在有些医生，也会通过只写代号不写药名的开方方式，迫使病人只能在医院里买高价药，而不能去较为便宜的药店买药。不过，新的医药改革要求医药分家，或许能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