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李信即将到来的进攻，马士英十分果断地进入了徐州城，召集了原本一团散沙般的众将议事，将自己‘避虏平寇’的方案向众将进行宣扬，并且很快得到了许多明军将领的一致认可。

从表面来看，这件事给人的感觉十分荒诞，但实际上它的基本思想有其历史渊源，主要有两点，一是自杨嗣昌以来大明朝内部长期存在的“攘外必先安内”思想，认为从对大明朝的危害上，寇大于虏；至于另一点则是因为官兵更害怕建虏，而非流寇。

除此之外，马士英又说了一件历史上的典故，来为他的理论做注脚。

什么理论呢？那就是唐朝末年平定黄巢起义这一件大事。

不得不说，黄巢起义作为一场间接摧毁了大唐的庞大农民起义，这件事情常常会引来大明君臣的思考，他们希望从中找到能给对抗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的答案。

找来找去，还真让他们找到了一个，那就是需要借助外虏之力来评定内乱。

在历史上，大唐之所以能给平定黄巢起义，绝不仅仅只是单纯依靠郭子仪、李光弼这样的大将，还需要借助李克用这种沙陀人、招降朱温这样的义军叛徒，才能实现平定。

在此之前，大明朝更多是希望多招降一些义军叛将，比如张献忠、罗汝才这样的人，用他们来彻底剿灭义军，只是这一计策很快随着张献忠的复叛而破产，因此联虏平寇的出现也不会让人们感觉到多么惊讶。

当然，在此之前马士英也给崇祯皇帝写下了一封奏折，陈述了‘避虏平寇’的原因。

“大明社稷，目前最急者，莫逾于办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从旁有牵我者，则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从旁有助我者，则寇之势弱。或云假虏以破贼，或云借虏以成功，音信杳然，未审孰是？”

“然以理筹度，此时畿辅之间必为虏有。但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平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

“今北虏南寇俱至，威胁两淮，断绝漕运交通，而寇已据南直隶，实为天下之耻，未见庙堂之下，议定遣何官，用何敕，办何银币，派何从人？万一虏至河上，然后遣行，是虏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虏有图我之志，而我反迎之。”

最后，马士英认为，想要把这件事办妥，最好让皇帝召集群臣商议，定下一个议和之人，要么直接前往盛京联络虏酋皇太极，要么就直接联络阿巴泰，从而借助虏兵，来实现灭寇之举。特别是眼下这个时候，既然建虏已经杀到了山东，何不出钱让他们继续去杀流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