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封建社会里，中央财政的主要构成势必是由农业创造，尤其是在人口众多且粮食压力巨大的华夏，该规律很难被打破，因此宋王朝的重商主义，本质上是畸形的官办经济巅峰。

当然，这一经济模式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是极为残酷的，因为它势必会导致百姓的生活必需品价格激增，尤其是像粮食、布帛、茶叶、食盐等几项对宋朝商税的占比接近百分之六十，其中比如宋代的盐价就相当于明代的五倍以上。

这样的商业经济模式堪称竭泽而渔，自然不是李晟所需要的。

后来明朝成立以后，朱元璋也吸取到了这一教训，再一次重申‘重农抑商’，并且尤其强调不得与民争利，对于商税整体采取了轻税，即三十税一，远远低于后世的商税比例，也要低于同时期西方国家的商税比重。

在李晟看来，宋代商税的高涨在华夏重农抑商的传统中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这个过程持续时间也相对短暂，与西方商税的性质截然不同，因此可以作为抑商的产物，而西方商税发展则是重商主义的结果。

实际上，此时的西方同样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农业税日益减少，而商税逐渐占据了主导过程。

当然，双方的经济结果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就比如同时期的英国，其主要税收有三种，分别是土地税、动产税和商税，其中最大的特点便是英国并没有华夏规模庞大的丁赋。

原因很简单，在公元一三四八年爆发的黑死病中，英国农民的生存状况急剧恶化，导致当时英国人口迅速减少一般，而后在一三五一年议会通过的劳动章程中，又对农民的收入进行了限制，这些举措使得英国农民对于统治者极为不满，而后到了一三七九年时，英国当时在征收等级人头税，并由于其中枢不具备足够的征收能力，便将征税的权力下放到包税人，使得各地包税人与农民间形成了剧烈的冲突。

由此，在一三八一年，英国爆发了一场著名的瓦特·泰勒起义，也是当时西欧最大、程度最激烈的农民起义，该起义也攻陷了伦敦，最终虽然被英国国王镇压了起义，可是也使得议会废除了人头税。

在人头税被废除后，土地税也开始逐渐下降，因为当时英国封建主力量极为强大，使得土地税的征收变得极为困难，且征收到的资金也相对较少，在日益浩繁的开支中可有可无，因此后面土地税的征收已经不再具备实际意义，逐渐沦为了动产税的补充。

但是，动产税本身也逐渐在纳税人和国王的斗争中逐渐下降，尤其是《自由大宪章的颁行导致了税权从国王之手向贵族会议的转移，而动产税的主要征收对象便是贵族，这也势必导致了动产税征收次数的减少和税额的降低。

因此，在土地税和动产税都无法依赖的情况下，政府必然将课税重心转移到其它税项。而依据当时的具体条件?这种税项只能是以关税为主体的商税。

可见，中西方税赋结构的变化是出自于各国国情的需要，也是因地制宜发展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