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近年来一直是民间可参与议论的话题，在对日问题上，官方言说和学者论述多少是受到民间舆论的影响的。如前几年马立诚先生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受到很大的压力，以至一些学者对中日关系问题，不太愿意谈。中国人近些年来对日本这种敌对情绪与上世纪70—80年代中日关系较为友好的局面大不一样。这与80年代末以来国际国内的大环境有关。在89年后，稳定压倒一切，传统意识形态式微，民族主义受到鼓励。日本自然就成了一个合适的对象。有旧仇，日本政界一些领导人又参拜靖神社，，日本政府暗中认同对修改教科书，国内媒体对日中关系的信息披露也不全面，所以，日本成为一个中国民族主义打击的一个合适的对象。按理说，在89年后，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在西方国家中尚属温和。也从不对中国政府提出什么人权要求，直到博客中国访问日本外务省国际新闻官千叶明，他还说‘从目前安理会的构架上，即可看出日本的当选对贵国是有好处的。比如在人权方面，相比于西方国家，日本更能站在与贵国的态度一样的立场、彼此配合。‘这就是说，日本政府也认为中国人享受比国际准标较低的人权标准是合适的。
一、如何对待历史旧账的问题
近代以来，日本是中国的侵略者，这无须再讨论。用袁伟时先生的话的中日近代以来，打了三个半战争，中国因此现代化进程受阻，以至改变了轨迹。日本和中国在遇到西方过来的工业文明时，同时反应，开始现代化，但日本比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得好，走到了中国的前面，所以从甲午之战开始，中国总是处在守势。但这助长了日本的野心，民族主义高涨，企图用军事征服来在亚洲建立日本大帝国，尽管有些日本政治家看出了，这样走下去的危险，反对军国主义，希望靠商贸立国，但在上世纪20—30年代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汹涌澎湃，这些政治家都被在民意支持下的军方少壮派杀害。从1930年日本海军杀死了主张削减海军费用的首相滨口幸雄，9·18事变后1932年5月15日杀死不支持9·18事变的首相犬养毅，1936年2·26事变中杀死了主张商贸立国的大藏相高桥是清，所以日本在极端民族主义的路上一条路走到黑，最后在二战中一败涂地，元气大伤。
近代以来，日本是中国的侵略者，这无须再讨论。用袁伟时先生的话的中日近代以来，打了三个半战争，中国因此现代化进程受阻，以至改变了轨迹。日本和中国在遇到西方过来的工业文明时，同时反应，开始现代化，但日本比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得好，走到了中国的前面，所以从甲午之战开始，中国总是处在守势。但这助长了日本的野心，民族主义高涨，企图用军事征服来在亚洲建立日本大帝国，尽管有些日本政治家看出了，这样走下去的危险，反对军国主义，希望靠商贸立国，但在上世纪20—30年代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汹涌澎湃，这些政治家都被在民意支持下的军方少壮派杀害。从1930年日本海军杀死了主张削减海军费用的首相滨口幸雄，9·18事变后1932年5月15日杀死不支持9·18事变的首相犬养毅，1936年2·26事变中杀死了主张商贸立国的大藏相高桥是清，所以日本在极端民族主义的路上一条路走到黑，最后在二战中一败涂地，元气大伤。
战后，日本战犯受到东京国际战犯法庭的审判，人类公义已得到伸张，历史已有定论。
今天，日本新一代政治家是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不愿认真面对那段历史，中国国民要求他们向西德社会党总理勃兰特1970年12月访问华沙时向波兰犹太人受难碑一样下跪，忏悔。客观地说，目前双方认知差距较大，日本政界认为已多次道歉，要让日本领袖向勃兰特一样下跪谢罪可能很难。
首先二战后在德国和在日本对战争罪犯和挑起战争的意识形态清算程度不一样。德国不但审判了战犯，而且对纳粹主义、种族主义进行了较彻底的清算，即使如此，仍不能杜绝新纳粹思潮在一定条件的沉渣泛滥。当然他们现在不是主流。
而在亚洲，美国原设想战后和中国结盟，控制日本。战后在讨论对日处理时，当时中国代表曾提出的收回琉球，在对日管制委员会拥有否决权，战争胜利后，美国拒绝苏联要求参加对日占领，却邀请中国在日本住军参加占领。可由于中国国内忙于内战，把整装待发去日本参加占领的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中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新一军调到东北战场打内战，所以中国未参加对日占领。后来，在冷战加剧的形势下，中国国内战乱，美国开始调整对日政策，内战中，国民党政权溃败，新政权宣布对苏联‘一边倒‘。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亚洲确立了依靠日本。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在战后对日本的处理丧失了主动权。其它亚洲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也都因国内内战，或急于独立，都没有对日本侵略军的暴行进行系统挖掘搜集，所以造成了对日本战争罪的清算不彻底。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人才想起来让受日军侵害的人提供证词，这是不是有点太晚了呢？
1950年战胜国与日本签订和约时，中国缺位。日本1951年选择和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签了和约，后来，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建交。发表了联合公报。历史问题也有清楚表述。以后，1978年*在东京与日本签订《中日和约，双方都认同着眼未来，中日关系朝前看，建立世世代代中日友好关系的目标。那时中国的领导人处理中日关系是基于世界大势和中国的长远利益来考虑的。当然，日方也有回应，大平任首相时开始了用赠款和政府低息贷款方式给中国建设提供帮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为中国许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急需的帮助。日本的这些款项当然也有一种对二战中对中国损害的补偿的意思。但这些事，多数中国国民并不清楚。中国媒体没有如实地向国民说明日本的这近几百亿美元帮助的具体用途。
其次东方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不一样，没有原罪意识和忏悔传统。这一点已有许多人论说过。
目前，在用现有方式多次反对无效之后，中日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应必须另辟道路。首先要看到，目前，在日本编写新教科书的还属少数右翼，而且使用者也很少。多数日本老人，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清楚的。在这种局面下，中国人必须让世界主流文明国家多数人知道日本在历史上的罪行。其次不失机会地向日本青年一代介绍这段历史真相。向犹太人一样，不断地追讨，不断地通过各种手段让世界人民特别是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国家的人民，让多数日本人，真正知道这段历史。一个美籍华人张如纯女士的《南京大屠杀在让世界了解日本战争罪行的贡献，远胜于中国上亿网民的口水战。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自己拍不出有震撼力的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影片，如《辛格勒名单家喻户晓。如《兄弟连发现纳粹集中营那样，让人们永远记住罪恶。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把张如纯已经挖掘出的史实在发达国家的黄金时段争取播放。我们为什么不让来中国的外国人了解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承受的苦难？只要世界人民都认识到二战中，日本在中国和亚洲国家犯下的罪行，日本人他们想不面对能行吗？二战结束60年了，我们中国人在这段历史上用文学艺术向世界的表达极为可悲。甚至在史料上工作也不值得一提。而美国、前苏联拍出了多少世界级二战大片。我们花了多少钱去做形象工程，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南京城的一个小角落，那么一点小，首先在建筑气势上就不能给参观者以心灵的震撼。而且还要收门票，可以统计一下，至今有多少国人参观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我认为大屠杀纪念馆应该建在南京最醒目的地方，让每一个来南京游览的人，都不能不看到，二战中日本军人的堕落到了什么程度！日本人年年去参拜靖国神社，我们是否也有人年年祭奠那些长眠要中国土地上的国共两军抗日忠魂。在每个有大量忠魂的重要抗日战场和中国人受战争罪侵害的地方，我们都有纪念性的标志吗？中国人应拿出自己的钱来，先聘请世界级导演和制片人把张如纯的书先拍成影视片，再买断西方国家黄金时段播出，这肯定比在国内互联网发动口水战、搞什么签名活动对日本国民和政府的压力要大得多。
中国人要让别人尊重自己，首先要自己尊重自己的历史。让别人把人我们当人，我们自己先得把自己当人。抗日战争中国的全面抗战史，国人知道吗？我们的教科书是否真实、客观、全面？我们向孩子们讲了新一军、新六军吗？今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我们能否把现在还幸存的国共军中参加过抗战的老兵和美国飞虎队的空军盟友们都请到北京长安街，让他们穿上昔日的军装，走在阅兵队伍的最前列？享受他们应得的荣誉。我们今天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是他们那一辈人浴血奋战争来的！
二、今天日本是否还是那个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日本
应该说，*、周恩来在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的问题上，观点是正确的。远比今天一谈日本人就破口大骂人们高明得多。他们承认，马克思的‘人，在其现实性是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命题。即人是受社会环境和思想支配的。所以他们说，日本人民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中国人应该仇恨的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滋生军国主义的那种社会体制，军国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一种，主张用残暴的军事征服为自己的民族利益服务。而这一主义立足的前提是，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你不征服别人，别人就征服你。
那么，今天的日本是不是还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武装起来的狂热的民族？现实的情况是，战后多数日本人，在政治理念上受到现代文明教育，他们虽然不能直面历史，但也不是二战前的那种被极端民族主义操控的民族。从伊拉克战争后，日本向伊拉克派兵受到相当多国内人民的反对看，日本国民已不是二战前的那种国民。甚至还有二战时老兵来中国悔罪，有日本律师帮助中国民间索赔打官司，这在二战前的日本不能想象。即使有些日本政客亮出民族主义的牌，鉴于日本现在多元民主的政体，想用军国主义再次动员日本民众，对邻国挑起大战决非易事。
所以中日政治家应站在世界大势和中日两国人民的基本利益来处理两国关系。
三、如何判断发展世界大势和中国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