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刘岩和几个同学，创办了一份后来轰动燕大校园的经济学刊物，叫《学友经济。

学友经济社团成立的主要宗旨，就是为华国的市场化经济改革、未来的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尽一个经济学人之力。

刊物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当年全年级就有六十多人次在《学友经济上发表文章，大有伟人曾经在诗中所描写的场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在这份刊物上，77、78级学生经常因为不同的观点和见解，与75、76级工农兵学员争执不休。

每当战端一开，燕大三角地的宣传栏，就俨然成为了硝烟弥漫的主战场。

这样的争端，一直延续到1980年春节前。

75、76级的工农兵学员，从1979年春节前开始陆续毕业。直到1980年春节前，尽数离开了大学校园。

从此，工农兵学员成为了那个历史年代的一段往事、回忆和句号。

在刘岩前世的记忆中，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在华国大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工农兵学员这么一代特殊的大学生群体。

随着1979年夏天79级大学生的入学，华国大地上的每一个校园，终于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思想。

……

在燕京大学四年的日子里，大学生吸取和补充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多的是机会的把握和理念的树立。

77年高考刚刚恢复的时候，人们的脑子里还有很多十年里灌输的东西，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洗涤。

而燕京大学，正是这个清洗过程的开始。

说实话，很多燕大经济系的同学，入学快一个月了，仍然心怀重重困惑、疑虑和不解：

什么是经济学？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包括刘岩和范丽莉，时常是一脑袋的懵懂。

当时，很多学科没有正式的课本，只是油印的讲义，或与75、76级工农兵学员用的是相同的课本。

刚走进校门的那一刻，每一个77级的大学生，心里都有一个远大理想和抱负，那就是：

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受苦受难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

直到后来才逐渐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原来，我们国家和世界上很多先进和发达的国家相比，差距非常之大。

从1978年春节后入校，一直到1982年春节前毕业，77级的大学生和整个社会一起，不停地感受着思想解放、体制改革、理想重建的新旧观念冲击。

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经常为了一个问题和一个观点，争的面红耳赤、不可开交。

比如，在改革中，农村是否应该包产到户？

能否办私人企业？私企可否雇工？

雇工算不算剥削？雇用多少人算剥削？

怎么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

怎么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

并由此分化出更多的问题：

企业怎么决定生产？应不应该有利润？

农村包产到户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人民公社为什么不能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等等。

在每一晚熄灯后的长夜里，同学们躺在床上，任然会为这些问题，在宿舍里争论不休。

就拿刘岩他们六个人来说，好不容易抽出时间聚会一次，每个人也会为了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吵得天翻地覆，不欢而散。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怎么能允许私有制企业？”

“农村包产到户，岂不是走回头路吗？像刘大爷那样的贫下中农，今后怎么办？”

“私有制企业的老板不就是资本家吗？工人不是又要受到剥削吗？”

“源平竹器厂算是什么性质的企业？”

……

甚至在刘岩和范丽莉之间，也时常会因为不同的看法，闹得两个人几天相互不说一句话。

关于农村包产到户的话题，在77级整个上学期间，都在艰难地前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