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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章万字科普?无关正文,可跳过!

儒家,不是宗教胜似宗教

儒教站在人生之内,逆觉体证

千年儒教的命运流变

秦汉之前,儒家非教,只是一个影响较大的思想流派。直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才一跃登顶,由“家”入“教”。作为封建“宗教”,其“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教义一直钳制着人们的思想,以致近代有识之士要“打倒孔家店”。作为思想学说,儒学这两千多年来经历了六种历史形态,即子学、经学、理学、心学、气学、新学等。

儒教——是不是宗教

儒,最早是举行仪式或祭祀时的司仪,后泛化为知识分子的通称。《说文解字》中说:儒者,柔也,术士之称。《汉书》中说:有道术者皆为儒。《法言》中说:通天地人曰儒。《论衡》中则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

“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为己任,是“师者”。孔子首倡私学,其学生子夏、子游、曾参等皆为名师。因此,“儒”便逐渐成了孔门弟子的专称。

另外,关于“儒”,孔子还曾告诫弟子,要为君子儒,不为小人儒。

“君子儒”与“小人儒”

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

儒教到底是不是宗教?世人对此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儒教没有受到崇拜的人格神,没有“天国”或“极乐净土”,也没有超脱凡俗的出世思想,因而不是宗教。其实,出于下列原因,也可将其视为宗教。

第一,有专门的祭祀场所。孔子死后,其故宅率先成为祭祀场所。在孔子逐渐被神化后,供奉他的“文庙”也日渐增多,20世纪初达到两千余座。而且,古代学童入私塾就读,每天上下学都要向孔子牌位磕头敬礼。

第二,有自己的教义。儒教把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当成宗教来信仰,封建宗法制度与神秘的宗教观念融为一体,信奉“天地君亲师”,而“四书”“五经”就是儒教的“经书”。

第三,有自己的宗教仪礼。宗教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一套祭祀的礼规仪式。两千年来,人们逐渐在祭孔大典中加入佛教、道教的宗教仪式,仪式日臻完善,宗教色彩更加浓厚。

不过,儒教不同于一般的宗教。

一者,它神秘成分少,无天堂、地狱、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之说。

二者,道教有三清、四御、天仙、地仙、散仙等;佛教有佛、菩萨、罗汉、天神等;孔庙中虽有“四配”“十二哲”等,但更像纪念堂,没有神仙派系。

三者,佛寺、道观、教堂、清真寺等都有专门神职人员,且世人入教有定规、定仪,佛教、道教更有“出家”“在家”之分,而儒教则无专门的神职人员,信徒入教也无固定的仪式。

把“俗人”变成“僧侣”

儒教以中国封建伦理“三纲”“五常”为中心,吸取佛、道的宗教思想和修养方法,提倡“存天理,去人欲”,使宗教社会化;把俗人变成僧侣,使宗教生活、僧侣主义、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偶像崇拜渗透到每一个家庭。——《宗教辞典》

儒教到底是具有宗教色彩的思想学派,还是世俗意义上的特殊宗教,难下定论。但不管怎样,儒学的观念主张,早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土壤中,世代炎黄子孙无不深受熏陶和影响。以此说来,儒家究竟是“学”还是“教”,似乎已不重要了。

周礼——儒学的先声

提起儒教,人们便会想到孔子,但实际上,“周公制礼”才是儒学的先声。周公姬旦,儒教之“元圣”,孔子之偶像。孔子晚年曾叹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对孔子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当摄政王。后来,他平定了“三监”叛乱,使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之后,他便在夏礼和商礼的基础上,以“亲亲”和“尊尊”为指导思想,综合本族的风俗习惯,制礼作乐,建立了一整套典章制度,史称“周公制礼”。

周公吐哺

周公曾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沐浴未毕,用餐未完,便迫不及待地去接待贤士,可谓求贤若渴。所以,曹操才叹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周公制礼,内容广泛,大到国家政治制度,如宗法制、分封制和国家重大活动的礼仪制度;小到个人日常行为规范,如婚礼、丧礼、成人礼、祭祀等,无所不包。

根据周礼,周王为天下共主,称天子,为大宗,其叔伯、兄弟则为小宗,此为“宗法制”。天子之下为诸侯,诸侯又分爵、分等,此为分封制。宗法制和分封制结合,组成一套系统、严格的礼仪制度。

另外,商周两代非常重视祭祀与征伐,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祭祀有隆重的仪式,出征、会盟、饮宴、婚嫁、丧葬等,都有不同的仪式或乐舞。

总之,周朝执政者试图使周朝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人们生活及思想,都符合礼的要求,做事以礼为准则。

此后两千多年,虽朝代屡更,但西周时所确定的各种礼制多得以传承。如办丧事时禁止谈笑,邻居有丧事时不许在街巷唱歌,听音乐的时候不要唉声叹气等。其婚姻制度中的“六礼”和“七出三不去”,更是中国聘娶婚的源头,影响至今。

“六礼”和“七出三不去”

六礼,西周礼制所规定的婚姻成立的条件。即合礼合法的婚姻,必须通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亲迎六大程序来完成。

七出是解除婚姻的具体条件。一是无子,二是淫,三是不顺父母,四是口多言,五是盗窃,六是妒忌,七是恶疾。

三不去是对七出的限制。一是有所取无所归,即妻子家族散亡的不可休。二是与更三年丧,即曾为公婆服丧三年的不能休。三是前贫贱后富贵,即娶妻时贫贱,后来富贵的不可休。

古时决定婚姻的缔结与解除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才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木头抱着走”,才会有《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陆游的妻子唐婉的离婚悲剧。

周公不仅以自身的品格和能力为儒家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典范,而且他所制的“周礼”也为儒教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可以说,儒教的源头就在周公。西周初年的礼乐制度和典籍文物资料,多保存在《周礼》和《尚书》中。

子学——儒学的创始

子学,这里指“诸子之学”中的儒学。春秋战国时,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高潮,孔子是最早鸣起的巨子。通过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广泛传布,儒家成为显学。

春秋时期,孔子施教,讲授德行、政事、言语和文学。其中,德行居首,其核心为“仁”。将德行排于政事之前,表明孔子已有内圣重于外王、德行重于政事之意。

德行主要表现为对礼的遵从和践履,仁德修养是践礼和政事的基础,是诗、书、礼、乐的灵魂和根本。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自己“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他看来,仁虽为一种内心修养,却必须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于人事上磨炼和体现。

孔门三戒

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就是孔子给出的人生修养要诀:少年戒色,壮年戒斗,老年戒贪。

战国时代,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斥天下。儒者孟轲愤然而起,祖述尧舜,宗师仲尼,滔滔雄辩,摧折百家,迎来了儒学的再次高潮,人称孟子。

孟子继承、发扬孔子“为仁由己”“与命与仁”的思想,大肆宣扬“修己以俟命”。修己,即力求使自己的言行合乎仁义,至于效果如何、结果怎样,一盖听凭天命。也就是说,只管我能主动管的这一头,我管不了的那一头,不妨洒脱对待。

孟子还完善了孔子“知天命”的思想,提出通过命运发展的内在规律──天数循环,来认知命运的新学说。另外,他对自己的才识十分自信,曾言道: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浩然之气

孟子善养“浩然之气”。他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可见,浩然之气充塞天地之间,极为浩大、刚强。它是正义和道德积累的结果,是不能靠伪善、伪义、伪德来获取的。

战国末年,养士风起,稷下尤盛。荀况应时而出,三为祭酒,后为老师,洋洋洒洒,气盖群伦,使儒家学说又现辉煌,人称荀子。

荀子是先秦儒家中的一位理性主义大师,他对命运问题,对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思考。对于命运,他提出“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即强调“命运”与事物发展的时间、阶段的相关性。他还从唯物主义天道观出发,提倡以人力制服自然,做命运的主人。

化性起伪

荀子曾说,圣人化性而起伪,无伪则性不能自美。在他看来,人性本恶,生而好利、纵欲,亟须后天文明的熏陶、感化。借助礼仪、法度和艺术等的“化性”,对人进行塑造,使人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即是“化性起伪”。“伪”,指后天的人为教化。

孔子讲仁爱,是要求把人当人看,而不是当做“会说话的工具”。孟子讲仁政,是要求用人学的观点治理国家,反对统治者的兽性膨胀。荀子讲礼法,是从人性的弱点出发隐恶扬善,谋求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总之,子学是奴隶解放时代人性觉醒的反映。

经学——儒学的突起

春秋末年,孔子编撰了《书》,删定了《诗》,编订了《礼》和《乐》,作了《易》的一部分,并根据鲁国的史料创作了《春秋》,形成了六经。此后,儒生们就以六经为课本学习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经就已被人们公认为宝典。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存世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奉为最高经典。五经内容艰深、不易理解,却包含着宇宙秩序、国家管理、道德规范、日常生活的准则,所以研究经书便成为士子的必修课,经学由此诞生。

经学研究以注疏为主。“注”就是解释经文,“疏”则是对一些过于简要或年代久远的注加以解释。此外,如“考证”“集解”“正义”等,都是对于经书一字一句的详加研究,以期通过剖析、消融、说明经书,来解放思想、释放智慧。

注经之法有二: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注我固注我,我注亦注我;我不注六经,六经何注我!一人解释六经,有一人之儒学,一朝人解释六经,有一朝人之儒学;历代人解释六经,乃有历代之儒学。一部儒学史,就是历代儒者不断地解释六经的历史。

孔壁遗经

秦始皇焚书坑儒,先秦儒典几近绝迹。好在“竹简不随秦火冷”,汉武帝时,鲁恭王为扩建王府,拆孔子旧宅,从其夹壁中发现多种蝌蚪文古经书,有《尚书》《论语》《孝经》等。孔壁遗经延续了中国文化的道统,正是“天全鲁壁藏,不堕秦火虐”。

汉朝是经学的黄金时代,朝野内外诵经成风,《汉书》中说“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汉朝“以经义决狱”,是其治国为政的一大特色,也是经学繁盛的一大标志。儒生通过司法实践及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将经学思想植根于普通民众中。

汉初一些年长儒者,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出已遭焚毁的经书,或把秦时冒险藏匿的典籍重新拿出,这些经书均以秦、汉通行的隶书写就,称为今文经。后来发现的孔壁遗经,以及众多得自民间的古典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的,称为古文经。

今文经学以《春秋》为“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对于公羊学中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的阐发,引发谶纬之学泛滥。古文经学较少受“师法”“家法”的制约,较为自由,较为简明,也较为理性,与谶纬瓜葛较少。于是,今、古两派就开始互相争斗。

秘经

秘经,即纬书,是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依据,附会儒家经义而衍生出的书种。它多以隐语形式,预言吉凶祸福、治乱兴衰,昭示上天旨意,推动了经学的神学化。南北朝以后,纬书受到查禁,仅有少量残篇存于《古微书》《七纬》等书中。

汉末,今、古文经学合流。唐初,南北经学统一。宋代理学兴起,“经学变古”。到了清代,大儒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近代学者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经学走向衰亡。

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1773部20427卷。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理学——儒学的完善

韩愈话道统,周子说太极,张载道气化,程子明天理。南宋有朱熹,平生注四书;综罗百千代,理学始大成。万物皆有理,理物皆有道。理学以道理物,又称道学。

汉武帝独尊儒术,儒教初具雏形,但其某些宗教特征尚待完善。后世儒者以封建伦理为中心,逐渐吸取佛教、道教的修行方法,创立了宋明理学,完善了其宗教特征。儒教信奉“天地君亲师”,把封建宗法制与神秘的宗教世界观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鼻祖,其思想已初具理学雏形。《宋史》说他:“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

其弟子程颢、程颐,则最终将理学理论化。二程视“理”为最高的哲学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程颢的“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酷似佛教禅修法,程颐则大肆宣扬宗教禁欲主义。

正心诚意

理学要义在于“存天理,灭人欲”,在于“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不仅对小民,也对达官贵人,甚至要求皇帝也要“正心诚意”。据说,程颐凡赴宴只要得知宴会上有歌伎,他便会看也不看一眼就拂袖而去。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理学体系,标志着理学的成熟。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后世尊称他为“朱子”。

宋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为历代统治者尊崇,并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存天理,灭人欲”是理学家们全力以赴的修养目标。其所谓“天理”,无非是“三纲”“五常”等伦理教条。他们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更偏重于封建道德、宗法制度、伦理纲常,带有鲜明的宗教性质。儒教虽无入教仪式,但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大量的信徒,不仅读书人,连渔人、樵夫、农民都逃不脱儒教的无形控制。

世上无如人欲险

胡铨因弹劾秦桧被贬海外十余年,北归之日,饮酒题诗:“君恩许归此一醉,旁有梨颊生微涡。”以此来形容侍妾黎倩的一笑之美。朱熹就此认为其修养不够,并特地作诗曰:“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可以说,儒教发展到宋明理学,已经成为一个影响整个社会的宗教。它虽然缺少其他宗教的外在特征,却具有宗教的本质属性。例如,禁欲主义、“原罪”观念、蒙昧主义、偶像崇拜,注重自我反省的宗教修养方法等宗教属性,儒教全都具备了。

明朝以后,理学成为八股取士的主要内容。后来,王阳明的“心学”一度昌明海内,理学逐渐失去人心。清廷入关后,为巩固统治,禁锢人心,重新推崇理学。直到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砸烂“孔家店”,新学渐盛,理学遂江河日下。

心学——儒学的变异

心学,全称“陆王心学”,是由陆九渊、王阳明等发展出来的儒学一脉。心学最早可推溯至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大启其门径,并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明代王阳明则首创“心学”概念,提出心学的宗旨是“致良知”,至此心学有了清晰而独立的脉络。

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虽有时同属宋明理学之下,但多有分歧,陆王心学常常被认为是儒家中的“格心派”(主观唯心主义),而程朱理学为“格物派”(客观唯心主义)。

宋代大儒陆九渊认为:“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他主张“吾心即是宇宙”,倡导“心即理”说,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他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六经注我

《陆九渊集》中记载:“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对此,陆九渊的弟子杨简解释说:“《书》者,先生之政事;《诗》者,先生之咏歌;《礼》者,先生之节文;《春秋》,先生之是非;《易》者,先生之变易。”六经,天下人的六经,每个人的六经!

明代大儒王阳明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开创“阳明心学”,又称“王学”。王阳明强调,“心即是理”,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从自己内心即可求得。他的思想被弟子们继承,并以“讲会”的形式在民间广为传播。其中,泰州学派更是将其学说推向极致,认为由于“理”存在于心中,因此“人人皆可为尧舜”,即使不读书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为圣人。

心外无物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枝问曰:“天下无心外物。如此花枝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阳明《传习录》

阳明心学“心即理”的观念,也影响了世人对“人欲”的主张和看法。由于“心即理”,“人欲”便不再如朱熹所认为的那样,与“天理”是对立的,因此是可以被正面接受的。这对明朝晚期的“人性复归”和“个性解放”等进步思想的出现,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心学四诀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人心本无善恶,是“意”,让人有了善恶之分。心存善恶之念,一点一点地去做,就能为善去恶。后两句说白了就是知和行的关系,不但要知也要去行。

气学——儒学的转折

气学,宋明儒学的主要学派,以“气”为核心概念,以张载、罗钦顺、王夫之等为代表。

张载是北宋大儒,他提出了以“气”为核心的宇宙结构说。张载认为,世界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看得见的万物,一部分是看不见的,而这两部分都是由“气”组成的。“气”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凝聚,一种是消散。消散也不是消失得没有此物,只不过是人们的肉眼看不到而已。他用“太虚”表示“气”的消散状态,这是本来的原始状态,“气”是“太虚”与万物的合称。张载说:“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

罗钦顺是明代大儒,他建立了唯物主义理气学说,主张“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他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本,“理”是“气”运动变化的条理秩序;“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反对朱熹“理与气是二物”的见解。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他批评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倾向,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他又用“氤氲生化”说明“气”变化日新的性质。

“气学”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文本,首推张载的《西铭》。这篇铭文虽仅有200多字,却为人们构筑了一个共有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并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宏阔的境界。《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且传诵不绝,并且其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在今天仍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西铭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新学——儒学的走向

清朝中期,汉学极盛,儒生们纷纷埋首故纸堆中,在理论上毫无创见。后经戴震、庄存与、刘逢禄等人的努力,提倡“微言大义”的今文学的诞生。至魏源和龚自珍时,今文学开始转向批评腐朽封建统治的新儒学。

后来,西学东渐,国门大开,传统儒学日渐衰落。儒家学者为求自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思想。之后,康有为、谭嗣同等为了托古改制,对传统儒学加以改革与创新,树起近代新儒学的大旗,代表作有《新学伪经考》《仁学》等。

康有为把近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电气、星云,与传统儒学中的元气、仁心杂糅在一起,用以解释宇宙自然的生化和人类社会的演进,建立了资产阶级新儒学。谭嗣同则建立了以“仁”与“以太”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以图为维新变法清除障碍。

孙中山籍古创制

孙中山结合西方民主制度和儒家思想,创立了政权、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还仿“周礼”制订了详细的“结会”“动议”等规程,并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以儒家的大同作为民主的同义语。

现代新儒学则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是对“五四运动”激烈反传统的一种保守的回应。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的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堪称现代新儒学之开山之作。熊十力、冯友兰等亦先后成为现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

大众儒学

一种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学派认为,“内圣外王”涵盖了“塑造人”的理论和“塑造人群(含人群、社会和国家、世界)”两个方面,涵盖了整个社会学的全部领域,一切有关社会学的学说都可以用“内圣外王”予以贯通。

他们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

内圣外王

这是对儒学思想的总概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内圣范畴,即通过修养成为圣贤;齐家、治国、平天下,属外王范畴,即在内心修养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活动推行王道,创造和谐社会、大同社会。内圣与外王都以仁、义、礼、智为根本指针。

新中国成立后,新儒学沉寂了几十年,成绩甚少。改革开放后,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些学人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教义、思想与终极追求

儒教以孔孟之道为教义,以此规范、引导信仰者的思想和行为,同时也作为了一种传教的载体。孔孟之道不仅被儒士作为立身行事的规范,而且也成了中国人思维模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主体部分。其中的条条框框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影响着其言谈举止。

成仁取义——儒者的人生路

在人生路上,总要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和冲突,如生死、穷达、理欲、毁誉、力命、出仕、公私、群己等,应持何种态度?应怎样选择?儒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儒家看来,选择人生路的原则就是“以仁义为重”,当道德价值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应毅然决然地成仁取义,选择道德,放弃其他;当非道德的各种价值发生冲突时,人应达观待之,悠然洒脱;而当道德与非道德价值发生冲突时,可灵活权变,相机应对。

生死问题是人生的最大问题。孔子曾说:“不知生,焉知死。”他不愿谈论死亡,认为人应当着力于生存,尽量把生的义务做到最好。儒家并不畏死,他们认为死亡是自然的,并不可怕,关键是人要在死亡中表现出生命的意义和人格的伟大。

成仁取义

儒家对人的死法是很有讲究的,强调人要死得其所。比如,孔子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关于义利问题,儒家主张重义轻利或崇义非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荀子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孟子则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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