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娃、有句话，本不该说，但为了基业，舅爷还得说。河州距银州一千余里，再加上还要从瓦州到会州修一条路，加起来就是一千五百余里地。这么长的路，用铁轨来铺，耗资之巨，超乎想象。

若是徐徐图之，用十年八年将其修好，倒也不是不能。可要在三五年之内，要将这么长的一条路修好，以我来看就是好大喜功、劳民伤财。要知道、始皇修边墙而至秦亡之鉴，不可不防。”这个时空，秦汉是有的，到了魏晋后才与宋应奎所处的时空发生了偏差。二舅爷以始皇帝修长城之事来举例，就是要告戒宋应奎不要轻易搞大工程。

“舅爷、始皇一代，搞的可不止是边墙一事，他还修了直道和驰道，其中驰道与吾要修的铁路倒是很相像，目的和功能也类似。

后世将秦二世而亡的原因归咎于始皇任上的这些大工程，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吾觉得，也不全面。一朝兴亡的原因有很多，将眼界只放到一点上，就有一叶障目之嫌了。

看兴衰、评利弊、眼界要宽广才行。河朔本乃中原旧地，为何在汉之后渐与中原行远而成了番邦乐土了哪？究其原因，与直道废弛、边墙崩坏关系甚大。

我安西军要想久控河朔，仅靠黄河水运力所不及。必须要有一条运量大、速度快的路配合黄河水运，方能让河州、洮阳、瓦州、会州、平川、银州乃至五原、朔方真正连成一个整体。

铁路加水运，可使得目前我军治下的主要板块，在物产、民力和军力上互相支撑，就长远来看这是个省钱省力之政。

无有铁路，将来开发三套后所得之粮，只能就地消耗，用其支撑其它地方成本巨大。而目前的熟地，若是长时间单向往银州河朔一带输血，也将难以为继。

有了铁路，我军控制计划中的地域，最起码能节省三成左右的兵马，此事之大舅爷应该能想通。

总而言之，吾认为修边墙、建直道之类的作为并不是秦亡的根本，这些策政无有对错，错的是行事策略和手段。铁路必须要修、而且得尽快修好，但是劳民伤财之事不可干，过度役使百姓之行不可为。

将其干成兴我安西的善政，是对督军府上下最大的考验，吾等当迎难而上。

具体来说，尽管修铁路耗资甚巨，但今后流入我境的百姓数量最起码有数十万之多，这些流民初来之时，身计艰难，仅靠开荒种地，短时间内很难安下根脚。让他们通过修铁路的务工挣钱，何尝不是一举两得的善政？

当然、是不是善政，关键在于官吏的执行。若是官吏借修路之名，对上贪污克扣建设资金，对下盘剥百姓之利，所修之路质量堪忧，不足用之，那我安西离覆灭就不远了。

此番修路、吾会大量用流亡至我境的士人，再加之从中专和大学毕业的专业官员，以期在管理上能够有序。同时、加强监管和督察，以严刑峻法，敦促官吏尽心于事。”

面对二舅爷的不解和疑问，宋应奎长篇大论的将自己对修铁路的看法以及用意全盘托出。目的是想通过他的口，让手底下的人能理解和支持全力修铁路之事。

简单的估算修一里铁路造价大概在五千块银元，一千五百里铁路，总造价就是七八百万块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