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条件是参加科举的基础，但能否考中进士则主要取决于家庭的文化氛围。从清代进士的出身来看，大部分进士都出自书香门第，甚至很多都是官僚之家。

这也不难理解，父母如果是个文盲或是不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是很难教育孩子的，而孩童的启蒙教育尤其重要。

官僚之家的孩子从小就聘请名师，或是亲自指导，他们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十分清楚，且在文章、诗词、八股文方面都有较高的水平，这样便容易引导孩子使之获得正确的学习方法和考试技巧。

以曾国藩为例，他的祖父曾玉屏在世时，家庭条件算得上是一个小地主，正是有了经济基础，这才培养自己的儿子曾麟书参加科举。

但因曾玉屏文化水平不够，无法亲自指导儿子读书。加上曾麟书天赋也一般，他参加了16次院试才好不容易考得一个秀才，而仅仅是这个秀才，也让曾家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荣誉。

到了曾国藩这一代，由于他父亲曾麟书有了科举的经历，因此曾国藩的科举之路相对要顺畅。

曾国藩5岁入私塾，于道光十八年考中进士，当时虚岁25，算是早成大器的。可即便如此，曾国藩在院试中也受到几次挫折，最终才顺利通过乡试和会试。

李鸿章的情况也是大致如此，经过了两代人的努力，才最终走上了进士之路。

从录取人数来看，约有3万人可以获得生员的资格并参加乡试，其比例只有1.5%左右；乡试录取人数大致在1500名左右，其比例约为5%，这还仅是最低级的考试。

会试录取人数不定，最多时有400余名，而最少时不到100名。清代共开科112次，总共录取了27000多名进士，每科录取人数大致在240名左右。那么进士的录取比率大致在6%左右。

进士的录取比例表面上看不算太低，甚至比后世北大、清华的录取率还要高很多。可我们要知道，在参加殿试之前，考生首先要通过院试、乡试和会试这三关，那么难度就很大了。

但从整体来看，进士的比例不到读书人的0.0001%，也就是万里挑一，因此可以说进士是名副其实的稀有动物，因此金圣贤对科举这般态度也不难理解了。

科举制度，乃系古代中国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将这种科举取士的选拔制度予以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和完善。

按照《清史稿·选举志》的说法，“有清一沿明制，二百馀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

清朝时期，科甲出身的官员被称为“正途”出身，由此可见科举取士在清代官场占据的特殊地位和巨大份额。

所谓“学而优则仕”，清代读书人的终极梦想就是通过科技考试进入仕途，于官场施展政治抱负，赢得青史留名。

但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明太祖将源于元朝的八股文体正式定为科举考试文体。

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

科举制度也产生了家庭悲剧。由于科举制度及第者享有丰富的优待的荣誉，而且科举也是普通人出头的重要途径，因此经常会有贫士高中之后抛妻弃子的悲剧发生。

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

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