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弱民”，专制权力自然选择利出一孔的“农本主义”。

“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

至于一些“器物”、一些先进工厂，更像是维系王朝统治的一块漂亮的“补丁”。

齐国何以强盛，何以精进，何以制霸海洋，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在于施行数十年的普遍义务教育，在于朝堂内外、民间舆论对科学和制器上的关注和倚重。

而大秦历数十年来，世之侈谈“齐法”者，却仅注于精制造、利军火、广器械，此不过抑末矣。

太后摄政期间，曾在松江府试行五年义务教育，以齐国改良课本为范，“新学”士子为师，广招稚龄孩童，然推行不过七八年，便囿于财政乏力和生源寥寥（许多穷苦的人家的孩童需要帮家人做事，或者出来做童工），最后消散于无形。

一些曾于齐国留学归来的有识之士也曾指出，“齐人立国，自有本末，虽教育文化（儒家文化）远逊于我大秦，然驯至富强，俱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赦令院及内阁，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大炮、火枪、铁路、机器，诸般事务，此其用也。而我大秦遗其体而重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此诚不相及矣！”

在固有的天朝权力体制下，大秦境内一些引进了先进机器和设备的工厂，因为传统的思想和落后的管理方式，使其根本发挥不出应有的效益，投入产出相较于齐国投资设立的工厂，皆大为不如。

非秦人不艰，实无形之手桎梏矣。

技术源自创新，但创新并不一定是无中生有，而大多都是对现有技术的改进，即把许多旧技术整合成一个新技术，从而产生“1+1>2”的效果。

对于齐国这种一直都在为人力短缺而苦恼的新生国家，最重要的发明不是哪一种机器，而是发明了一种观念，即以最节约人力——当然，后面逐步转变为节约成本--的方式产生最大生产效益。

后世曾有学者言，科学的意义不在于“有用”，而是理性的需要，是思想的本能。

在拥有庞大人口数量的秦国，许多“有用”的科学沦为小道，效率极高的机器成为附庸，因为人“又多又便宜”，机器在某些时候，会被视为有害无利之物，尤其是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必须靠劳力来生存的状况下。

这个时期，在秦国境内，在有识之士的主导下，节省劳力的技术和工具仍有新的发明和改进，但基本只为了适应小农副业生产而已，根本与大生产模式无关，以齐国人的眼光来看，这些发明甚至算不上真正的机器。

现代工业的秘密在于技术创新，但新技术和新机器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在短期内，会让传统劳动者失去工作，造成失业和社会不稳定，并可能威胁皇权。

比如，在江浙地区，一些实力雄厚的棉布生产商陆续从齐国引进蒸汽机驱动的大型棉纺机和织布机，虽然提高了生产率，面对齐国所产棉布也更加具有碾压性成本优势，但它所引发的“创造性破坏”招致各方反对，甚至不乏有被裁汰的工人闹事，破坏机器的事件发生。

若非，地方官府和商人通过移民牙人的途径，将大量生活无着落的织工弄到外来移民船上，打开了一个“泄阀口”，怕是会惹出更多的民乱。

茶叶，向来为大秦主要出口商品，但却一直维持在繁重的家庭与手工状态，而未能发展为规模经营和机器大生产。若干年前，曾有好事的齐国商人寻得此商机，将汉洲本土制造的几架揉茶机弄了进来，以期卖出一个好价钱。

但秦国境内的众多茶商却因为担心引起揉茶工人的骚动而未敢投入使用，让准备大发一笔的齐国人愕然不已。

乾元三十年（1712年），江南众多商人联合齐国江南商社共同投资，准备修建苏松铁路（上海-吴县）。却不料，引发巨大争议，曾有无数马车夫驾驶车辆冲入铁路工地，阻碍施工，唯恐担心铁路通车后，会影响自己的生计。

乾元三十五年（1717年），大秦内阁于工部下设立织布局时，帝曰“十年内只准国人商贾附股搭办，不予另行招股设厂。”

“恐机器一行，失业则多，无从安置”。

礼部尚书樊伯思曾有奏章言及，“我大秦自强之道，与齐国相异。齐国以商务为国本，大秦以民生为国本；齐国之自强在经商，大秦之自强在爱民。齐国民数少，故用机器，而犹招募国中百姓以补人力之不足；大秦民数繁，故则少用机器，穷民犹以谋生无路而多出洋之人。”

明末大乱，滋生无数游民，群起蜂拥，最终覆灭了大明朝廷，使清虏趁虚而入，神州腥臊。

大秦当以戒之。

凡是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乡村郊野，没有稳定的谋生手段，迫于生计，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皆可视为“游民”。

游民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潜意识里，只有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才会改变现有一切。他们不理会秩序，渴望冲突，甚至欢迎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乱。

在古老封建王朝中，所谓“游民”，很大程度上是失地农人，或者农业社会的剩余人口。

齐国就没有产生“游民”吗？

自然是有的，但“游民”尚未游动，便多被政府强行给塞至海外领地，为王前驱，去开拓更多的民族生存空间。

而在儒家文化包裹下的大秦王朝，最为关注的永远是皇权的巩固，王朝的稳定，以及体制的固定。

“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民风不再，且失业者渐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

叹之，一切历史最终都会指向制度本身，意识之基。

人的本性都是求富贵而恶贫寒，每个人都是“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古老华夏之民，也概莫例外，未能免俗。

司马迁曰：“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商人的出现，打破了财富的平衡，金钱权力形成对政治权力的威胁，因此，观历朝历代，凡统治者无不极力打压商贾之势力，重农抑商，以农业消解手工业和商业，以“均贫”削减贫富差距。

“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矣”。

因太后薨逝，举国而丧，艳舫上那名扬州大盐商正在为不能带走看中的娇俏“瘦马”，尚在郁积于胸之时，却又从户部盐政司收到了一个让他沮丧至极的消息。

为太后治丧，国用不足，协资巨万，以为皇家尽忠！

尔等商贾，速速打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