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统天下的始皇帝，嬴政又如何会不明白这些读书人的重要性？

只是先前苦于没有一个可以笼络的手段，又不可能舍弃平定天下的功臣将官位爵禄都给这些关东士子。

因此在历史上最终只得依仗焚书等暴力手段试图整合思想，但效果远远不如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同样是进行思想专制的手段，秦始皇被世人诟病千年，而汉武帝却能得到后世儒家的一力推崇。

究其根本，还是在方式上的差异，毕竟中国人自古便推崇的是中庸之道，太过暴烈的手段注定难以长久。

扶苏见嬴政并无回应，心中也把握不好这位始皇帝到底是什么想法，只得按着原有思路继续说下去。

“有鉴于大秦新立，天下各郡县未必有足以役使之人力物力兴建官学，可先于咸阳创立太学进行试点。

中央分设经学、律学、算学、医学、各科均置博士、助教以传经授业，入学者称为生徒，以法家之说为主干，

百家为辅弼，宗室贵族子弟可入经学、律学，世族黔首可入专科之学，以两年为期，课业优秀者可直接擢拔任官为吏。

至于授业之师，可直接由朝内已置博士官为之，或请已然告老之臣教授，待行之有效后再推广天下各郡县之中。”

扶苏终于说完自己的设想，建立太学并不是其一时心血来潮之作，而是环环相扣后的必然结果。

将苏纸和印刷之术发明后，此时的秦朝已然有了办学的客观物质条件，这是科技生产力带来的改变。

而察举之制的早早推行，更使得秦朝对天下士子有了强大的吸引力，陈平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但能通过察举的士子毕竟也是有限，不是人人都天赋异禀可以一战功成，但这些士子却也有着学识和家产。

在先秦的环境下，真正的黔首很难有读书的资格和财力，士子们更多的还是出自世族和军功地主中。

而这些人是维持一个国家稳定的重要中坚阶层，如果不能笼络这部分群体，那秦朝迟早走向崩溃。

统一天下的时候，秦朝可以靠着军功爵制度让黔首为之效死卖命，用军功和土地开出一条向上的渠道。

可到了周边所有敌对势力都被打垮之后，秦朝的体制便难以适应治理天下的需要，因为没有了阶层流动的空间。

历史上的嬴政也看到了这点弊端，但他的解决方法却还是诉诸于武力，通过战争解决。

所以其向南征伐百越，向北击破匈奴，力求为秦朝这辆古典军国主义战车一直树立新的目标。

但很显然，这是失败的。

秦朝统一天下后需要时间来消化尚未同化的六国土地和子民，而不是一味南北出击创设新的目标。

要知道这会的中华大地上可没有构建起什么民族意识的认同，秦人与其他六国子民间仍有巨大差异需要磨合。

虽然嬴政也知道这个问题，并付出了“书同文车同轨”的努力，但终究只是在器物制度上修修补补，

没能从根本上的思想领域解决这一问题，又因为突然暴卒的缘故没有留下合格继承人，胡亥上台后变本加厉

不但对民众的统治更加高压，连秦朝赖以维系的大臣和自家宗室都是大开杀戒，也不怪摊上个二世而亡的结局。

所以嬴政并不是不知道这些问题，只是限制于时代的局限想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他做的努力已经够多了。

因此在扶苏提出来创设太学以统一思想后，嬴政便迅速意识到，这就是自己苦苦寻求而不得的同化之法。

“善！”嬴政突如其来的一句肯定打断了扶苏接下来的分析，这位始皇帝大喜过望：

“扶苏此言甚善！此创设太学之策实乃上上之策，不费一兵一卒而收天下士子之心，实乃大善！”

见嬴政终于开口首肯此事，扶苏的心情也不似方才的波澜起伏，反倒有了些许庆幸：

“幸亏是重生的早，此时秦朝的政策还没极端到必须焚书才能统一思想的地步，总算是有所修补。”

而一旁静静侍立的将闾也在心中感慨：“皇兄果然有惊世之才，故有之先贤古人创举却能推陈出新，吾不如皇兄远甚！”

将闾作为公子，自然是从小便接受高等教育的，朝中的博士们没少给他上课，所以他不觉得获取知识是什么难事。

当扶苏提出来创立太学之后，将闾才隐隐明白其中的深意：“苏纸、印刷，察举，太学，皇兄这是早有筹谋啊！”

“父皇谬赞，儿臣只不过是一粗浅构想而已，具体动工兴学，还是要朝内诸多大员一并斟酌才是。”

这话扶苏倒没谦虚，毕竟办学不像考试，定个时间让天下士子们去做题就行，教育的周期可是很长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想办好一所学校不但要有师资教材，更要有底蕴沉淀，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

别的不说，就说这太学祭酒谁来干？要不要给学生提供宿舍？学校选址在哪里？具体授课的内容是什么？

这些都是必然会遇见的问题，而这并不是扶苏一个人，一纸奏疏就能解决的，扶苏只能勾勒出一个大概的框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