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贤的死在婉儿心里就像是一个结。他死得不明不白，又葬得不明不白，婉儿终是没能见他最后一面，只能对着空空如也的墓穴和冰冷的墓碑黯然心碎。　　　　“今晚的饭菜不错。”　　“看来我是死到临头了。”丘神责是个聪明人，见是婉儿，心里便已明白了大半，“上官大人是来翻太子旧案的吧？我这里确有你想听的东西，不过大人可以再赐卑职一壶赛神仙么？”　　“去拿他要的东西。”婉儿吩咐狱卒，然后转而对丘神责开门见山地说，“他是怎么死的。”　　等酒的功夫，丘神责一一解开了婉儿心中的谜团：“当初，武皇给我的任务是劝降，顺便还要待在巴州那片穷山恶水中监守她的庶人儿子一辈子，而她的皇三子那帮幕僚们则让我施毒结果了李贤，只要事成，便定然设法将我召回皇城并许以高官厚禄。都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上官大人如此聪明，自然想得到我当初选择了哪条路。”　　婉儿转身含泪道：“酒上来了，你慢用吧。”　　　　七日后，丘神勣被开刀问斩于太乙门前的菜市口，并由武三思亲自监斩。　　对于丘神勣的罪行罗列，婉儿当然是看过的，前前后后整整八项罪名，字字秉公，条条在理，无有一处论证不严，用词不当。　　据说武三思为了这事儿和他的哥哥武承嗣大吵了一架，因为武承嗣一直将酷吏来俊臣引为心腹，而丘神勣正是那来俊臣的拜把兄弟，所以武承嗣开始是并未把丘神勣的案子当一回事的，以他和弟弟武三思的熟稔，通常是相互过一过眼神，便知该如何在于公于私间制衡了。　　可这一次武三思没有听他哥哥的，或者说，他明白无误地接了武承嗣的目光后，又兀自装起傻来。总之他把武承嗣和来俊臣二人杀了个措手不及。直到问斩当天，来俊臣才得到消息，再企图去找武承嗣活动，早已无济于事了。　　婉儿与武三思之间没有再提及丘神勣，自然他们也没再谈及修史之外的其他，婉儿只是在史馆里一如既往恪尽职守地对史料知无不言，然后又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帮武三思审阅《大周史》的一稿、二稿乃至定稿，以此确保这位春官尚书能最终向他的姑母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　　做完这一切后，婉儿便不再来文史馆了。或者说，即便她来，武三思也不知道了，因为他业已完成了任务，功德圆满了。　　　　《大周史》修完之后，最令女皇头疼的事情莫过于朝中几乎无人可用了。自她掌握实权以来，朝中和李唐子孙同气相求的元老重臣多数不得善终，前后二十多位宰相中，只有三位是寿终正寝，其余的都被或贬或杀。　　于是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一时间成了当务之急。武皇不但首创了殿试，与婉儿亲临考场自点将才，还将“常举”制度化，坚持每年开科取士，不以任何借口停止贡举。另外，鼓励官民以荐贤为己任，并实行试官制度。她用人唯贤，依能授官，量才录用，不计资历、出身，希望不断“海选”上来的青年才俊能够逐渐削弱乃至最终取代那些顽固守旧的贵族势力。她还在《求贤制》中指出：“其有文可以经邦国，武可以定边疆者，无隔士庶，具以名闻。”从女皇临朝到退位，共任用过七十多位宰相，这些宰相中固然有人出自名门望族，但更多的来自庶族，有的甚至出自既非著姓又无官位的卑微破落之族。　　后来，根据婉儿的建议，女皇又在进士科考试中加试杂文，这一举动大大加速了唐代文坛的兴盛，一时间“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　　这一时期，女皇还大量任用女官，妇女的地位也有了极大的改善，婉儿照女皇旨意，拟出《覃恩妇女制》，一则鼓励女子独立参加社会活动，录用贤良，二则在诸州县设立育女室，凡穷人家的幼女，无力抚养者都可送进，中间可随意进出。再则将宫娥裁减半数，凡入宫五年以上的，全部释放,以后采选，也皆以五年为期，不能逾越。　　张易之、张宗昌兄弟在女皇一系列的举措中看到了婉儿非凡的才华，事实上自从入侍女皇以来，他们二人就面临着来自朝堂上的空前压力，他们屡次求教于婉儿，希望婉儿能给他们指一条明路。　　于是婉儿冥思苦想。　　婉儿心底的忧虑其实并不单是为着张氏兄弟的。毕竟女皇越来越老了，即便她对朝堂上的政事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可毕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于是女皇越来越多地沉浸在两个美少年为她营造的那种惬意的氛围中，将后宫琐事和前朝政事一并交于婉儿，让婉儿只挑重要之事向自己汇报。　　对于婉儿，女皇是十分放心的。她对婉儿的信任甚至超出了自己的儿子和侄子们。她觉得放眼望去满朝上下，唯有婉儿是没有派别的，所以婉儿是没有私心的，只能属于她自己。　　婉儿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建议女皇在后宫组建一个文学集团的。　　于是控鹤府于公元698年应运而生，“控鹤”二字源于女皇足足一夜的冥思苦想，它与“麟台”（唐官署名，武则天天授年间曾改秘书省为麟台，神龙元年复原名。）相对，足见女皇对这一集团的重视。后来，控鹤府成为女皇和张氏兄弟暂时杜绝朝堂内外不满之音的机构，女皇任张易之为府监，负责招揽文人学士与曲乐宫人，为宫廷宴会作词谱曲，也为武周帝国歌功颂德。　　控鹤府虽实质上与“只有男人的后宫”别无二致，但起码在表面上合法了一些，也高雅了一些。彼时修撰国史的浩大工程刚刚完成，婉儿为了帮女皇进一步堵住众人的嘴，建议以国史班底趁热打铁，修编一部以释迦牟尼、老子和孔子三氏名言为主，集佛教、道教和儒学于一体的大型诗歌选集类书，将盛世的气势以包罗万象的诗歌与精言要义的形式记录下来。　　这部类书的诞生基于女皇三教并举的政策，因此被婉儿命名为《三教珠英》。顾名思义，《三教珠英》就是从三教典籍中择名句编纂，虽不算著书立说，但却要从浩繁卷宗中取其精髓，并要加以甄别、归类和整编，所以更加考验编写者的学识、耐心及毅力。　　女皇自然知道仅靠他的“二张”是完不成这部浩大诗集的，于是她再次派出了在编修国史中卓有成绩的李峤等人协助编撰，当然，这阵容里同样少不了的是婉儿，不知从何时起，婉儿已不知不觉地成了才子从政的纽带，聪明如她，当然分得清哪些人是真心将她引为知己，而哪些人，又不过是将她当做自己谋取高位的阶梯和跳板，婉儿便是这样心如明镜地游走于官场与宫廷之中，比起那一卷卷冷酷无情的诏文，婉儿更喜欢像修史编书这类文人才子齐聚一堂的氛围。这是她在修编国史时首度发现的，她甚至怀疑自己在荐编《三教珠英》初始便存此私心。婉儿毕竟是女人，那终日为女皇而紧绷的神经唯有在酒意诗情和谈古论今中才能稍得放松。　　张氏兄弟急于邀功，两人没有在编书中出多少力，却一天到晚恨不得这部书能顷刻而成。婉儿则是希望这本书编得越慢越好，因为一旦完成，她就又要搜肠刮肚地去给女皇的五郎六郎寻求新的表功由头，并以此对抗朝廷的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