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是德国人，当然现在的德国可不是后世的德国，如今的德国还是大大小小公国林立，到处都是选帝侯的时代。准确的说汤若望只是德国科隆区域出生的传教士。

科隆这个地方比较特殊，是德国地区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原本由教会控制，后来当地富商和手工业行会和教会争夺控制权，最终驱逐了大主教拿到了城市控制权，从而科隆成为了自由市和汉莎同盟的一员。

汤若望就出生在这样的地方，虽然他出生的时候科隆已不在被教会控制，可依旧教会的势力不弱，少年时期汤若望就入了教会，并成为了一个教士。

万历四十年左右，因为教会在远东的发展缘故，利玛窦的死讯传到罗马，罗马教廷打算再派人去大明发展传教，通过层层选拔的汤若望就成了教廷派往大明的传教士，坐上海船从欧洲出发，历经两年时间终于抵达大明。

在澳门登陆后，汤若望先在澳门停留了一年时间，这一年里他学会了汉语，而且粗通了汉字，不得不说汤若望在语言上颇有天赋，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掌握这世界上最难的语言，并能和人简单交流。

之后汤若望北上来到京师，那时候龙华民还在京师呢，龙华民对汤若望很是看重，不仅让他主持在京师的传教，还把他介绍给了徐光启等大明官员，由于汤若望不仅是传教士，对于数学、几何、天文等科学能力很强，和徐光启等人相处良好，更得到了尊重。

徐光启编著《几何原本》的时候汤若望给与了不少帮助，后来徐光启在作《历书》时，汤若望也参与了其中，再加上他对天文等方面的才能，经徐光启等人推荐入了钦天监为官，成为了朝廷官员。

初入钦天监，汤若望是五官监侯，这个职务主要负责推历法，定四时，官职不高，仅仅正九品。几年后，因为汤若望在历法编撰中的能力突出，由五官监侯升为五官灵台郎，这个职务是从七品，职能是观测天象变化。

别看五官灵台郎的官职不高，仅仅从七品，从品级来说连一个区区知县都不如。可实际上钦天监的官职都不高，就算是钦天监监正的官职也不过正五品，相比其他各部门品级要低不少，可问题在于钦天监是技术部门，官员属于特殊人才，而且钦天监掌控天象和历法，这活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政治待遇和地位要比同品级的官员高上不少。

自天启二年入钦天监，汤若望已在钦天监呆了十几年了，从二十八岁到大明的他如今也已年近五十，虽然在京师生活的不错，作为大明官员社会地位也高，可汤若望作为一个传教士却有些“不务正业”，本职的传教工作做的并不好，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让汤若望有些焦虑。

来了这么多年，除小范围的传教外汤若望一直都没打开局面，这也是无可奈何的。毕竟他的几个先辈花了更多的时间和努力也只勉强维持天主教会在大明的小范围传播，根本达不到罗马教廷的要求。

这样的原因有许多，在大明生活多年的汤若望很清楚传教推广不利的根本在什么地方，一方面是大明朝廷对天主教的防备和不支持，虽然大明没有明确反对传教，更没有杜绝他们传教的行为，可官府的冷漠态度却让传教工作举步艰难。

此外就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天主教作为西方的信仰和东方信仰有着根本不同，天主教是一神教，天主才是至高无上的，耶稣是天主的化身和使徒，一切都是围绕此展开。而东方文化却不一样，东方信仰是多神或者说是带有极强的功利性，满天神佛实在太多了，求财有财神，烧饭有灶神，要生孩子有观音娘娘，科举有圣人先贤，就连蹲个茅房都有厕神，每个神各司其职，热闹非凡，而且东方人向来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对信仰从不专一，今天可以拜道教的神仙，明天也可以去拜佛教的菩萨，这种情况在西方人眼里根本无法想象。

而且东方人还有信仰祖先和祭祀的惯例，这也是和天主教的教义是违背的，为此传教士内还曾经产生过激烈的争论和冲突，其中利玛窦和龙华民就意见不同，一个觉得应该不允许大明教徒祭拜祖先，而另一个认为应该在东方传教修改教义，在那座山唱那个山歌，变通一下不必禁止，以入乡为俗的更好。

这个观点的不同也引发了传教士内部的分裂和派别，从而也造成了传教的困难。所以这些年汤若望的传教工作做的很是艰难，除去用自己的科学能力拉拢了一批对西方学问有兴趣的官员士绅入教外，普通的传教根本就没起色。

一年年这么蹉跎下去，汤若望从一个小伙子已成了年过半百的中年人，虽在大明衣食无忧，却始终无法完成教廷给他的任务，这让汤若望也是无可奈何。

这一日，汤若望和平常一样来到钦天监，钦天监的工作比其他衙门要悠闲的许多，除了每日观测天象，计算时历外，大多时间都是闲着的。而且许多工作都是在晚上进行，白天看不到星星根本就干不了事，再加上这些工作除日常观察外不需要每时每刻盯着，所以汤若望今日到了钦天监和平日一样，先和几个同僚招呼了一声，随后就去了自己的办事处，泡上一壶茶，喝着茶水在一张纸上写写算算，用研究数学题的法子来打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