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青成为五方大陆的共主之后，采用了“因俗而治”的手段。

于是，商人在中土和南土之外，还是有比较正常的地位的，而在中土和南土，则继续始终保持了很低的地位。

当然，大部分中土和南土人，并不了解这种差异。

但是中土的晋西商人却深知这二者之间的差异。

晋西商人不仅在中土贸易，也不仅仅把商号开到南土，而且他们经常往来于北土和中土之间。更准确的说晋西商人的主要财富来自北土。

在北土，他们有相当崇高的地位。

北土的塔拉贵族们，根本没有用权势去压制商人的概念。当他们处于吃亏的劣势的时候，总是很诚实的选择了认亏。他们与商人们交易的时候，也总是保持公平有礼。甚至王府还会上商人的当而陷入高利贷，甚至达到破产的地步。

商人在北土是相当威风的。虽然名声很不好，北土人称他们为“胡渣”意思是坑蒙拐骗的坏人。

可是回到了晋西老家，情况就不一样了。商人们立即打回原形，成为整个社会链最底层的存在。哪怕他们再有钱也不行。

曾经有个在北土各王府被奉为贵宾，享受各种礼遇的富商，在回晋西老家的时候一时没转换过来，居然像在北土一样，乘坐官桥。

于是，他惹了大祸。

按照中土的制度，只有官员才可以乘坐官轿。商人再富有，如果没有捐官，地位上也只是一介平民。平民乘坐官轿属于违制，罪名可大可小。

这个商人乘坐的居然还是三品以上官员才可以乘坐的高级大轿。

结果该县的很多官员以为有什么大官下来突袭检查，匆匆忙忙的出来迎接，结果轿子落下来，里面走出来的不是什么上头的大官，而是一个“小小”的商人。

结果就是，那个商人被关入大牢，受了很多苦头。

南土，尤其是沿海地区，相对情况要好一些。一个是南土商人做大后普遍会捐官，提升自己的身份。另外一点就是，相对于中土，南土并非孤立发展，而是与外界有很普遍的交流。

列强通过福寿膏战争打破了黛青的国门。但是在此之前，南土，尤其是拥有“一口通商”特权的羊州商人很早就已经与外界有很密切的接触。

严格的说，羊州自古以来始终就没有中断过与外界的连接。

只不过后来其与外界交往的渠道都关闭了，就造成黛青普遍不与外界交流的整体模式，但是羊州并没有经历这样的情况。

所以羊州表现出的很多自身特色，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太与众不同，而是整个天下都变了，唯独羊州没变。

这也是李鸿章选择与羊州商人合作的原因。

相对于其他地方的商人，他们相对不是绝对的惧怕官府。

其他地方的商人都有一个经验：你跟官府合作，首先你是拿不到主导权的，官府肯定全说了算；然后如果官府让你也有一定的权力，那你更完了，你的权力不会让你真正主导局面只会成为你将来承担责任的理由；最后，你真金白银的投资永远不要指望有一天能拿回来。

他们在这方面吃的亏太多了，教训太深刻，所以没有人敢再上当了。

可是羊州的商人，这种亏吃的相对少一点，加上他们接触外界比较多，所以更多的感受到外界各种政治风向都是不断的变动的。所以他们总觉得，黛青也不是不可以变一下。

尤其是李鸿章这种权高位重的洋务派领袖的身份，还是比较有迷惑性的。

最关键的是，轮船招商局的巨大利润前景。

所以唐景星和徐雨之终于上套了。

不过他们也有一个要求，那就是需要绝对确保“官督商办”的原则，就必须让真正懂这个原则的人来合作。就算是最后失败，也得赔得明明白白的，不能派个本身就不支持甚至不明白这个原则的人合作。

他们当然是看过盛宣怀起草的筹办方案的。也正是盛版方案中“官督商办”的大放权模式，让他们看到这其中是有成功的希望。

于是，李鸿章干脆把盛宣怀本人派了过来。

这也是对盛宣怀实力的一个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