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位面，两宫的最大特点就是“看上去厉害但其实很容易忽悠”。

正如曾国藩在剿灭了太平光明国，以第一功臣入朝之后，对于两宫四王的判断。在曾国藩看来，两宫“无知”，奕欣“轻浮”，都不是有大智慧的英主。因而在曾国藩最后的岁月里，是深为帝国的未来担忧的。

事实确如曾国藩所担心的，黛青宫廷的这一弱点后来屡屡被李鸿章等私心较重的政客所利用。

而曾国藩本人，则作出此预判之后不久，就经历了这一判断的验证。

黛青发生了着名的翔津教案。

当时的情况是，黛青百姓怀疑并污蔑由外国人建立的圣光会圣殿偷小孩儿，挖心挖眼配药。本来这只是一些因无知和盲目仇恨而引发的一些市井谣言，但是后来一些坚信谣言的暴徒居然因为坚信谣言而袭击圣光会殿堂，不仅造成财物损坏，还打伤甚至打死了几名侍祭。

这么一来，事情闹大了。

当时，举国上下，几乎所有人都支持黛青暴力民众。很多人认为，案件的背后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普通百姓居然起来反抗洋人了，那么朝廷正好可以利用民心民意，反击洋人，把所有的洋人都赶出黛青，大家就可以继续关起门来过原本的太平生活了。

在黛青，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黛青一切的灾难都是源于洋人。大家觉得，如果没有洋人出现，黛青一定会国泰民安；而只要把洋人赶出黛青，黛青一定会再次复兴成为天下第一强国。有些人甚至坚信只要赶走洋人，黛青再休养生息一二十年定能征服四夷，歼灭列强，让天下万国都来跪在黛青脚前称臣纳贡。

既然是几乎所有人，当然就有不在这“几乎”之内的人。

正所谓“大多数人在大多数的时候，大多数是缺少专业知识、不了解完整准确信息、缺少理性和公义的。”能够身处“几乎所有”之外的，当然就是那种“头脑理性、心地纯全、满有知识”的人。

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受到两宫委派，以钦差大臣的名义，认真调查案件之后，曾国藩做出了“公事公办”的态度。没有偏袒滋事的黛青百姓，而是惩办了杀人的凶徒。

结果引起很多“忠君爱国”者的攻击，说曾国藩惧怕洋人，崇洋媚外，不是忠臣。总之曾国藩被各种泼脏水，各种戳脊梁骨，各种扇大耳光。一夜之间，曾国藩从拯救帝国命运的中兴之臣，成了人人喊打的千古罪人。

而两宫一来不愿得罪主流，二来也是有意想要打压湘军势力，便顺水推舟的斥责了曾国藩。并且宽大处理了肇事者。

曾国藩本来就已经认定黛青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前途，见此情形，更加心灰意冷，干脆辞官不干了。

两宫对洋人，对外国，知之甚少，因此对于黛青帝国的国际定位和黛青朝廷与民间相处的根本模式，都是非常模糊不清楚的。不是说没有一套好的战略思维，而是根本没有战略思维。

两宫统治的唯一原则，就是一切以自己的感觉为原则。

而在a位面的历史中，两宫对于洋人基本上没有好的感觉。看不懂，整不明白，又不愿意研究，最后只能盲猜。越盲猜，越觉得对方是坏蛋。

可是b位面的情况，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