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贵曾经看过姚贤镐编写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其中有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时作为谈判依据的贸易资料（即“致英国驻华各领事之题告”），其中有“茶叶近几年平均出口量为每年三十五万担，均价二十两或二十七元”的记录。

不过，姚大师很快在附注中注明，“运往英国的茶叶达四千万磅，运往美国及其他各地者一千万磅，每担平均均价为二十两，但属于较低价格，或许每担二十五两叫接近事实”，以做更正。

考虑到茶叶是中国出口的最大宗货物，璞鼎查拿出这份资料是要用作降低茶叶出口税率的依据，将茶叶的出口税从每担4.5两至五两降低至2.5两，将茶叶的出口价格报低显然有巨大的利益，因此可以认为姚大师的更正是有道理的。

事实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也提到过，“鸦片战争前，出口茶价很高，红茶每担在二十六两，绿茶二十四两”。

因此，将广州一口通商时期的茶叶价格设定为每担二十五两左右，显然是较为合理的。

在这里多嘴说一下，鸦片战争前中国茶叶年出口额达到858万两左右，东印度公司还在的时候经营茶叶的利润一年就有三百五十万英镑，英国政府也能获得同样多的税收，而这笔收入占英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这应该是东印度公司解体前最后一年1833年的数据。

从这里也可以知道，中国的茶叶运到英国后，纳税后价格至少要上浮百分之二百以上，由此可见其中的利润到底有多大。

那么，广州出口价为每担二十五两的茶叶，在上海的内销价格大概我多少呢？

1852年的时候，英国人福钦（也就是Fortune，好名字啊）写过“中国茶区旅行记”一书，曾说每担成本四两的茶叶，运到口岸出售，批发商额外费用高达一两；

而上海收购价平均每担为18两的中上等茶叶，中间商（茶栈）操纵的利润就有四两，即达成本的百分之二十五或售价的百分之二十二。

之后的一些调查资料也表明，祁门红茶委托上海茶栈出手的茶叶，数量损失、付价折扣以及各种费用、陋规等，占到茶叶价格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从此可以知道，茶区茶商委托茶栈出售的茶叶收益中，茶商只能得到总价的八成左右（十八两卖出茶叶后，只能得十四两左右），茶栈获得两成左右，当然茶栈也要用来垫付税费和各项佣金等，并不能完全占这两成收益。

从这里能得到另一个重要信息就是，茶栈里价格十八两的茶叶，已经算是中上等的茶叶，即使拿到英国也不逊色，很能拿得出来。

这一点很重要，在消费茶叶的众多西方国家中，英国人对茶叶质量最为挑剔，至少要中品以上的茶叶才能在英国有销路，相对而言美国和其他国家对茶叶质量就不那么计较，稍微粗劣一些，价格合理也能接受。

赵大贵在此的结论就是，既然十八两的茶叶已经算是中上等茶叶，那么出口价格应该至少比二十五两的中位均价要高一些。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广州出口的茶叶通常都要在十三行的仓库里存放一年以上才能送到外国商船上，不管红茶还是绿茶都是如此，与之相比，上海茶栈的茶叶因为与茶区近，以新鲜程度而言都能秒败十三行的陈茶。

考虑到这些情况，赵大贵就觉得每担十八两的茶叶报价二十七两应该没问题，还能留出一些讨价还价的空间。

既然这样，赵大贵就决定按照几家茶栈报出的茶叶价格，再上浮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提供给凯特利船长做选择，如果船长觉得价格太高，那就讨价还价一番后勉为其难地降下一点就是了，总之不能报得太高或太低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