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在做这个县长之前，既不在事业单位上班，也没有在政府机关工作过，他是一位农民，不，确切的说，他曾经是一名教政治经济学的大学老师。

而他的爱人付春红则是从农村里出来的人，对于一些斗争实在是没有任何经验可谈，哪里见过这种不见硝烟的争斗？

65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职两年的李强，因为不支持大鸣大放，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在顺义农村劳动，请注意是劳动，不是劳改。

几年后，他和当地社员付春红产生了感情，付春红仰慕李强的才华，两人结婚生子。

其实李强自己都说过，他被打成“右派”的过程很有意思，他是被“划错”的，因为“右派”的数量是有任务的。

也就是说在这一年里，这个大学应该有多少“右派”，数量是规定好的，本来是没有李强的，他属于可定可不定的范畴内，但偏偏人数不够，就把敢于说话，不知道收敛的他给定成了右派。

但那时候的人，还是以帮扶教育为主吧，不像大文化时期那样残忍。

他们只把李强送去了劳动，并没有把他送到西北劳改。

也许经办人知道，像李强这样的老师，对谁的位置都没有威胁，只不过出于任务的需要，扒拉扒拉人头，只有李强属于那种无根的浮萍，就把他给推了出去。

当然，上述这些，都是聂粤生自己脑补的，毕竟他不做技术岗位很多年了，见惯了不少腌臜事。

李强就这样扎根在了农村，他有知识，有文化，村书记知道他是右派，但出于对文化人的尊敬，也愿意在大事小情上找他拿个主意。

大文化期间，心善的李强曾经多次劝村干部们帮助、照顾“劳动改造人员”，并亲自，多次的阻止了一些人对下放的几位老同志的迫害。

大文化结束后，有几人恢复原职，回到了京都市委，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

于是，大学本科学历的李强，也水涨船高的被安排在京都市政府里工作了三年，去年才刚刚调回顺义县做县长。

聂粤生知道了李强的过往，再结合这次的整改事件，他猜测，要么就是李强的职位碍了钟书记的眼，要么就是这个傻乎乎的实干家挡了钟书记的路，所以人家挖了这么大的一个坑给他。

当初那200亩地皮的划拨，聂粤生就感觉办的太顺利了些。

但他想到是合资企业要地，也就释然了，外国企业或者说外国人，对某些国人有一种天然的血脉压制。

当然，花之雯的所有员工在小江董的带领下，是没有这种压制感的。

但是，万万没想到，人家钟书记也和小江董一样，都是个头铁的，不惧这种压制感。

人家钟书记居然在这里等着呢：工地开工了，资金也套进去了，给你来个口头整改。

如果按钟书记的整改意见，花之雯马上就会从合资企业变成国有管理了，哦不对，是县有管理。

如果按照这个方案整改，虽然人家钟书记没有张口要资金，但和他亲自掌控了资金有什么区别？可别忘了，人事权被牢牢的抓在“县委”的手心里了。

到时候派个会计，出纳啥的，再给银行打个招呼，单位里用钱可以说是难上加难，说句不好听的，他们就算把资金转移走，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而且，按照整改方案的人事架构，聂粤生用大脚趾头都能想出来，一旦需要大额资金，没有五、六、七、八个人的签字是根本取不出钱的。

就像现在的棉纺厂一样，什么事情都要开会解决，而且，一次两次的会议根本不行，至少得五、六、七、八、九、十次。

再加上工会、妇联的包袱往身上一背，这厂子不用多，最多两年就得被他们搅黄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