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行法律处的设置，基于总行组织结构设置的理念。

原来华都银行总行的法律事务归口在国际部下面一个处室，98年正式设立法律事务管理部，负责处理与法律事务相关的业务。省市行合并，原来在信托部担任一把手的邓敏被任命为省行法律处一把手，后来，市分行人事处的肖尊院副处长被调往法律处担任副职。

从专业性角度考虑，两位处长都不是法律专业科班出身，虽然尊院毕业于西北政法，与法律最为接近，但其专业为政治经济学，与法律没有什么关系。邓敏是工科学历，又是社科院的研究生，所以，与法律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但是，梓涵的思维定势以及认知偏差与领导的思维结构有本质区别：领导首先考虑的一定不是专业对口。

省市行合并，要解决众多人事安排问题，这些“萝卜”一定要放在“坑”里，有一个位置就不错了，管你什么专业不专业的，这个狼多肉少的时候，更不可能提拔新晋处长、副处长了。

从省市行合并后的安排来看，除了三个人降职使用，基本属于人员安排到位。

就省行职级管理方面，即使那些市行干部被所谓的“降职”，实际上也是平级调动。比如前面提到的高宝林、谭长龙等人，这些市行的副处长在省行的职级管理中，与省行的科长同一级别。所以，那些市分行原来的副处长平移到省行相关部室担任副职，理论上属于提职。同理，尊院恐怕就属于提职，宋更是被提职了，传说是因为家世界贷款，宋立了功，很给谢行长面子。或者宋解决了家世界贷款过程中的难题，受到谢行长的赏识。

anyway，无论如何宋都是帮助梓涵重新回到华都银行的重要人物，当然，还有宋宏杰。

当年，省市行合并前，宋宏杰曾经信誓旦旦告诉梓涵说，他会做市行的副行长，梓涵还以为这会给自己职业生涯带来莫大的机会呢。

结果，省市行合并后，他竟然仅仅成为了办公室的一个科长。大家以为他犯了什么错误，被打入冷宫。很多不喜欢他的人就嘲笑、编排他，也有很多喜欢他的人为其鸣不平。但是，没过多久，他就迅速崛起，成为计划处处长，后成为办公室主任。

梓涵觉得，极有可能省市行合并后，一时位置无法妥善安排，能够安排的位置不入他的法眼。也有可能是谢行长点拨，或者宋宏杰主动提出去办公室蛰伏一段时间后，找机会东山再起。反正在办公室担任科长的时候，他的工资没有任何减少，而且办公室是行领导的中枢，属于掌管要隘的部门，科长的权力比那些打酱油处室的处长权力都要大很多。

宋宏杰利用闲暇时间攻读了西北大学的硕士，这位基本上没有学历，自学日语通过总行考试赴东京分行工作，从总务打杂的人员做到业务骨干，又通过全国联考进入西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后来成为西北大学客座讲师，与他坚忍不拔的性格有直接关系。

扯远了，还是回到法律处。之所以谈到宋宏杰，就是与其相比，邓敏完全是被边缘化的人，虽然贵为处长，但法律处在当时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鸡肋”，既没有权力又没有油水，属于养老的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