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我的被子塞在了一个麻袋里，找到了一个爸爸出差时用过的旅行袋，往里面乱塞了一些我的衣服。翻遍了家，总算在妈妈的枕头套里找到了几块钱。我就揣进了口袋。我只找到一本只剩了后半本的《唐诗三百首》和一个只剩了前半本的《望舒诗草》。其实我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戴望舒是谁，只是在翻找的时候偶然看到这半本书，就也塞进了旅行袋。我在吃饭桌上留了个条子：爸爸妈妈：我走了，我去呼伦贝尔大草原，找张勇姐姐。

我是走出门后，又走回去，找了纸笔写下这个纸条的。放下纸笔，我转身离开后，又再次转身。这回我是把家的钥匙放在了桌上，压在那纸条上。我是带上房门走的。我走得很坚决。钥匙知道我的心。

七天后，我到了黑龙江齐齐哈尔。我终于知道了，那时候，离开了上海，所有的城市都是农村，土色土味。但更土色土味的是我。这一路上，我经历了很多惊险，甚至有三次，在查票的时候，钻到了厕所顶上的小方洞里。我走出厕所的时候，引起了一片惊呼。于是我看到，厕所外排着长长的队，至少有十来个人排着，有男的老的，女的中年的。我一昂脖子，从他们身边扬长而过。

那时的我，从上第一列火车开始，还是挺象个样子的，至少是一个看上去不会没有教养的半大男孩。偶尔列车上有座位空出来，我坐下去，迎来的还会是和善的或者好奇的一些眼光。

可是到离开齐齐哈尔登上另一列开得比之前的列车都慢的列车时，所有看着我的眼光都不一样了。我自己都感觉得到自己身上发出臭味，感觉到肚子里那种难受的摩擦。那么多天没沾水，最后一天什么都没吃。前一天晚上，在一个街角，一个横七竖八躺着几个小要饭的街角，我打开被子铺在地上，我已经把自己认同到小要饭的阶层里去了。

半夜里，我周围发生了骚动。我旁边的小要饭的用他那大脚趾暴露在鞋外面的脚踢着我说，快跑，警察来抓了。我也不知道我犯了什么事，我就翻身爬了起来，跑了几步，再回过头来，看到我的被子和旅行袋分别被两个小要饭的抱着提着了。我说：放下。他们不理我，反而分开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跑去。这时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警察。我不知道我该往哪里追，我就整个地呆在那里了，然后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于是我变成了一个连小要饭的都不如的肮脏男孩了。

可是到了海拉尔，一个比齐齐哈尔更土的城市，我的命运却一下子就变了。

出了海拉尔车站，我在一个煎饼摊前站着，我站了很久。煎饼摊老板，那是一位穿着蒙古袍的汉子，那袍子油光闪亮，好象在证明着汉子卖煎饼的身份，这位老板温和地对我笑着，问我：小朋友，是肚子饿了吗？他的汉话有口音，但还是挺标准的。

我的侧上方一个雄壮的声音说：额谨，我来吧（我当时以为“额谨”是大叔的意思，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个人名，也就是说，这个汉子跟煎饼摊老板是相识的。可当时他们除了这句话，没有任何交流）。我抬起头来，看到一位更雄壮的汉子，比那时的我高出差不多有两个头。也就是说，我的头顶仅及他的胸部，比他的肚子的位置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