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者基本上只是小喽喽，而且很难查，加起来的规模可能也没有一个生产枪支的巨型军工企业大，因此被战略性放弃。

在司琦高级军官的主持下，九成以上的大型军工企业乖乖认命，选择向调查小组提供全部生产资料，和往年没有交代的统计报告。

军工企业们堪称滑跪的态度自然不止是司琦高级军官一个人的功劳。

这和澄庆司令上位后主推的监控体系扩张产生了可喜的化学反应。

本来陆战队部门和舰队部门就决定向舰队警察部门提供自己部门的关键数据和监控权限，保证监控体系的完整性。

就算军工企业不交出相关资料，司琦高级军官也可以直接从舰队警察部门那儿获得相关信息，只不过需要过一些复杂的程序，多花一点时间罢了。

这就是不给她面子了。

司琦高级军官今年已经81岁了，论资历论能力，她说自己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

就连澄庆司令也要敬她三分，两人的地位是平等的。

“请按照今年的基数，补交之前所有的税款。”

司琦高级军官向陆战队部门和舰队部门的高级军官提出要求。

“请给我们一点时间，保证在半年内交齐。”

两大部门的高级军官们纷纷向她做出保证。

‘合理避税’，或者说，逃税，这种事情摆到台面上来确实有些小家子气了。

在座各位都是手握印钞机的主，收上来的税他们也有一定程度的支配权，再这么做是有些不讲武德了。

对于高级军官们来说，手下的联邦企业不是核心利益，只要能保留实际控制权，那就算放弃所有收益权也是可以被接受的。

在和司琦高级军官确定好补偿规模后，税务改革就有条不紊地开始运行了。

但高级军官层面通过却不代表下面几个层级还是如此顺利。

一个大型联邦军工企业从上至下涉及到了很多个层级。

最上层的是高级军官以及大部门，这一层级基本不参与联邦企业的具体管理工作。

向下是联邦企业的管理人群体，企业高级管理，这些人在职务等级上与联邦中级管理者平齐，属于联邦权贵阶层。

再向下是联邦企业下的一个个地区级别的分公司，每一个分公司下都负责一块业务，权限最大的是工厂管理人，也就是俗称的厂长，属于地区权贵阶层。

最后才是普通职员和工人。

最上层和最下层不存在阻力，最主要的阻力在中间两个阶层。

其中，厂长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基层单位，没有实际上的决策权，可以忽略。

真正的刺头是联邦企业的高级管理群体，以联邦人为主要群体。

面对联邦人，调查团队自然是重拳出击。

于是，逍遥自在了半个世纪的联邦军工复合体遭遇了一轮史无前例的大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