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任地方军判官，也算不得官宦世家，不过是柴门寒士出身。承守真，自幼聪颖，过目不忘，卷不释手，而得学富五车之学识，下笔成文，成就璧坐玑驰之文章，文章立论高深奇丽，旁征博引，颇有移风易俗之志。及束发，便跟随父亲宦游各地，接触民生，深入蓬门之户体察民情，颇以箪食为习而知民间疾苦。年十八，乃随父亲入京，以文章结识诸贤达，然后在京读书及弱冠乃登科，只因殿试时文有讽太宗北伐之事，而与状元失之交臂。
及第后，因父母年迈，因请于家乡附近就职，因此改授汝南军节度判官，一年任满又放弃京试入馆阁机会，转调故乡临县知县。翌年，父亡，再二年母丧，自父亲亡故，承守真便丁艰返乡，于墓旁结草庐守制，不离不弃六载，兄弟姐妹及父老皆劝慰之，后因兄弟姊妹众多，则留居耕读并资助族亲父老，直至宣宗明元六年，才赴京听选，时便有宰辅、贤达以其恬淡名利、遵纪守道向天子举荐，而承守真却以天子不可开侥幸提拔之风气为由而婉拒荐举，而继续辗转地方任职。
然后庆康元年，年满三十岁，才入京任殿中丞。经御史中丞也是天子潜邸时的老师鹿中殊举荐，同年年底便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正月旋任监察御史。
在监察御史任上乃是以治乱平政为己任。
庆康二年，因东丹犯边，而北境发生军士哗变事，则任缘边按察使出使东丹，不只圆满完成使命，归朝乃上奏《三事》，
其一，以山北沿边将帅未甚得人，特乞精选，其三关尤不可轻授。太宗朝以骁将秋崇志守之，崇志为国尽忠而殁，其后继之以文臣儒帅，若边鄙无事，则堪用自保，凡东丹番贼掠边，则临阵无壮武虓勇帅臣，筹谋阙运筹帷幄良士。如今之事，不止于帅司无状，也因转运、按察诸司攻讦无度，而至物议喧然，历年多矣。北虏因而小觑中夏，骄横凌于我邦，抢掠欺至吾民，以今观之，衅端已兆，庙堂之上，所宜窥之未萌，而为国家锐意而远虑也。今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髙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当考以应敌制胜之略，询以安边御众之宜，观辞气之瑰奇，举动之方重者，擢而用之，则取人之要，无大于此。
其二，北虏自先朝请盟之后边鄙无事垂二十年。臣访闻契丹官吏薄于俸给，人民窘于衣食，故自将相而下，以及族帐，各萌南牧之心。所未欲者，特其主耳，亦非甲兵用度之未足，种落上下之未和，其力固有余也。然其贪而好利，忍而好杀，强则骄傲，弱则卑顺，率北方之天性也。故自古圣王以禽兽畜之，来则驱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此制逺人之常道，然无代不为中国之患。议者或谓四夷乃支体之疾，夫支体之疾亦根于心腹矣，苟支体未宁，则心腹安得无患！愿陛下深鉴于此，慎无忽焉。又虑陛下左右或言事者，有以北虏无事，以安圣意，谓彼君臣乐我和好，盟誓甚固，万不负德，窃恐有误于陛下也。《兵法》曰：‘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也；无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彼必有潜谋构隙之志，尤不可不深虑也。臣窃知沿边诸将未甚得人，皆售进市恩，结援固宠，不讲方略，不训士卒，抚驭无术，劳逸不均，以致边备未完，边廪未实，一旦急用，必先事而败。且崑朔地方千余里，别郡数十，与北虏界连接，深入之患，甚可虞也。而郡无善将，营无胜兵，卒有来如疾电，去如脱兎，缓急之际，曷以御之？臣毎念至此，寒生毛骨。况观今来事势，乃必然之兆。
其三，臣闻戎狄为中国之患，其来久矣。以古揆今，未有恃盟好。舍武备，而不为后患者。国家逾二十年，沿边卒骄将堕，粮匮器朽，主兵者非绮纨少年，即罢职老校，隠蔽欺诞，趣过目前，但持张皇引惹之说，训练有名无实，得不熟虑乎？臣昨奉命出境，北虏国中情伪颇甚谙悉。自创云中城作西京以来，不辍添置营寨，招集军马，兵粮积聚不少，但以西讨为名，其意殊不可测。缘云中城至靖塞城，在从靖塞城至金凤城，城壁相望，只数十里，地絶坦平，此大肇自失山后五镇此路，尤难控扼，万一侵轶，则崑朔深可忧也。不可信其虚声，弛其实备。兼闻靖塞城以北，累年来蕃戸深入南界，侵占地土，居止耕田甚多。盖边臣畏懦，不能画时禁止。今若不令固守疆界，必恐日加滋蔓，窥伺边隙，寖成大害。况边上将帅尤在得人。昔太祖经营四方，选勇干忠实者，分控边陲。今则不然，莅事未几，即从迁徙，又何暇于训练备御乎？虽命两府重臣往逐路宣抚措置，更望陛下频召执政大臣与总兵将帅，乞叮咛训谕，俾图议谋策，选求将帅，精练卒伍，广为积聚，以大警备之。不然，则惧贻陛下之深忧也！臣欲乞今后应沿边要冲之处，专委执政大臣精选素习边事之人，以为守将。如得其人，责以实效，虽有微累，不令非次移替，所贵军民安其政令，缓急不至败事。
也正因为此奏，才为日后参政士悦学士任用秋延肇奠定基础，如今山北三关秋帅岿然不动，压制东丹十载，已经是庆康新政难得留下来的成果。
只是秋帅又如何能兼顾两千里北疆防御？如今山北东面有着秋帅及其子弟与叔父带领的宗家子弟，还有许多海东、山北志士如砥柱般扎根于此，而他们的身后已经无复昔日三百里绵亘的厚重防线，那些驻泊禁军与义勇、土兵已经裁汰迁转十不存一，壕沟拥塞、池淀干涸、堡砦废弃、栅墙损毁，真若北虏入寇只怕是一马平川及此！
而现今之局面不正与承龙图十余年前的见解一般吗？若有庆康二三贤臣直柄朝政，哪里有北虏窥伺中夏的机会！每念到此处，父亲也不免怨愤，三郎如今面陈贤者，如何不念及于此。
庆康三年，承守真再向宣宗条陈《七事》，建言应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又奏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因其所言恳切，且合情合理，切中时弊，与士学士所作《答手诏条陈十事》照相辉映，皆为朝廷采纳，传为佳话。
庆康三年，正是在士悦、子庚节、阳攸、承守真等一众英才贤俊的进言下，宣宗才下定决心倡导新政。
新政首要便在地方，而东京则是京畿枢纽，天下中枢。东京城若能为新政表率，四方将因以成事，以为楷模。
而东京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素以难以治理着称，因此宣宗任命承守真以右司郎中，权知启封府事，非要请出今世法圣皋陶，祭出人间铁面獬豸来与这万千魑魅魍魉斗上一斗。
敢于任事的承守真，到任之后则必以朝廷法令行止为念，执法严峻，不徇私情，先是疏浚京师航道，借此机会，沿着运河及御河将沿途贵戚侵占河道所筑园榭皆毁之，由此不仅使航运畅通，还缓解了京城涨水之患。尤其是三次弹劾贵妃眷属以及太后母族，威名震动都下。而其人严峻刚正、忠诚厚实，即便旧党贵宦厌憎，也是无法作难。
承守真久在地方，乃是进士出身中罕有通晓司法刑名之术的行家，且秉公执法，清正廉明。所谓疑案悬案其实大多与官宦豪门、巨贾乡绅盘综错节，只是这类案子若是遇上承守真，绝无侥幸之理。东京内外，皇畿辅县积弊要案皆为之一清，因此事发而披刑的豪强何止千百，京辅政治于是清明。
继而升为右谏议大夫、权任御史中丞。宣宗身体渐恙难愈，承守真因进言立太子事而恼了官家，俄而以权御史中丞职领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同年，再因连弹三任三司使阻碍新政，而为人攻讦以弄权擅政罢御史中丞而左迁天章阁待制，后得兼知谏院。
随着宣宗病重，太后开始代为理政，旧党贵戚皆阿附太后驾前。不久进奏院案发，因进奏院《傲歌》案新政一众大臣及骨干被攻讦为“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而罢，士学士自请外放，群僚皆远窜边地。承守真也是因此外放于温海西路为知端睦城监事（端州，维伯瓦伦蒂亚） 。这两年官家日益年长，太后年事日高，因此官家也是渐渐开始理政，首要的就是逐步召还新政诸臣。
天圣五年起外放之人，陆续还朝，先是任京留守、经略安抚招讨使西的子庚相公回朝，任职兵部，兼三司使，天圣七年迁参知政事，今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居亚相之任。
天圣八年年初，边听父亲提及阳攸等人也都允许回京居住，未曾想年中便等来了承守真的归来。当然，无论是慈圣还是官家召还子庚相公的说法，是因庆康年间曾力劝宣宗立今上为太子。而阳攸、承守真也是昔日劝谏建立太子之人。当年的一片公心，在官家眼里就是忠诚信赖之臣，因此承守真也是重返东京，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直学士、再一次权知启封府事。
宦海沉浮，多少人已经是随波逐流沦为碌碌苟且之辈，然而人间总有顽玉，污泥秽土难掩华彩，剖心刳肠还是初衷。承守真还是那个承守真，依旧是刚直不阿敢于任事，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倒﹐有酆都承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