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康新政的核心主旨之一便是强化军事，锐意进取，图谋的便是收复被东丹占领的故土，只是士悦常年领兵在外，更是挖掘与培养了秋崇志等名将，而正因为其久在边关，深刻了解大肇与东丹军事实力与军事战力的差异，虽然大肇军事实力总体强于东丹，但是方面战力却并无优势，因此其对策乃是致力于军事改革，强化稳固边防，徐徐图之。

然而横玮却有些急进，当时横玮乃是少年得意，又恰逢其会，在横山戎平叛中积累了不少战功，眼看着东丹乃是孤儿寡母执政，便打算趁机谋取边功，借着军功与军威以此推动新政快速开展起来。

一个主守，一个主攻。而士悦推动自己的连襟出任山南四路都部属，目的就是便宜行事，用自己人将边防军政严格按着自己的部属管束起来，而这位连襟也绝非泛泛之辈，甫一到任，即刻命士悦文武旧部于昆仑山东麓山口修筑城砦，禁绝北面贼酋南来之路，只是如此以来也断绝了大肇兵马绕行北上之路，更何况这是修筑城池，开支巨万，直接将横玮筹集的北伐军资占用了。

且不提那时节横玮正是青春得意，恣意跋扈时候，便是其身边也是许多骄兵悍将站了出来，甚至士悦一手提拔起来的秋崇志也站在了横玮一边，而冲在最前面的阳攸不仅没想着从中调和，竟然火上添油起来。

阳攸一篇《论罢四路都部署札子》，一篇好文章，列了七条罢免理由，还更是凸显了横玮战略决策上应该发挥主导作用，而士悦一是为了避嫌，而是为了避免新政分裂，因而也无力阻止此事发酵。

然而横玮与阳攸所作所为真个是为旧党送上了一份大礼，本来士悦已经牢牢掌握住北面四路军事，如今一切付之流水，在旧党炎夷易、鹤定国的顺水推舟下，宣宗又能如何处置？只能按着奏疏撤销北路四路都部署，将山南边防一分为四，更是在炎夷易推波助澜下，架屋叠床的将军政分离，如此以来事权不仅分割细碎，冗官又多了不少。

到了如此地步，即便士悦心胸开阔，身边的亲近人也难免迁怒于横玮、阳攸，却不想横玮更是将导致如此荒唐局面的过错都算在了士悦这边，授意秋崇志带兵将奉命修城的文武官员都打入大牢，还用上了严刑拷打，一众人被打得不成人形，险些丧命。

武将还则罢了，即便是打落牙齿也只能往肚子里吞，况且武将们皮糙肉厚也能扛得住，但文官如何能善罢甘休！遭此牢狱之灾不说，居然任由小吏动用刑罚！大肇制度乃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横玮身为士大夫，竟然折辱同僚，有辱斯文，所作所为，实在是触及国之根本了！

消息一经传出，朝野一片哗然！横玮无论如何辩白，也改变不了事实，尤其是纵容武人凌辱文臣，已经是站在了士大夫的对立面上。

事到如今，又是阳攸蹦了出来，这位仁兄也不知道是好好先生，还是两面取巧，这一次又是倒戈向着横玮直愣愣戳了过去，两本奏疏虽然看似是和稀泥，却让秋崇志亲自释放一干涉案文武，还亲自登门致歉，如此等于是赤裸裸的打在了横玮脸上，横玮如何善罢甘休，索性又与阳攸撕破嘴脸。

鹤定国当真是个阴私毒士，于时其竟伙同党羽帮衬着士悦、阳攸攻讦起横玮来，眼看着新党诸公内讧不已，士悦哪里坐得住，于是走到台前，赤心诚意的维护起新党诸公的团结来。然而，这几位质朴的正人君子丝毫没有意识到已经陷入敌人打开的漩涡之中。

宣宗本来对于纠葛不胜其烦，然而看着近日递进来的奏疏不禁陷入沉思，于是召开会议，只将相公们与士悦、横玮、阳攸等人召至御前，宣宗当时乃是有意给士悦一个自辩的机会，于是轻飘飘的问了句：“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

所谓“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党争乃是帝王最为担心发生之事，尤其是宣宗这等雄睿天子，更是对于党争之下潜藏的忧患有着深刻的认识与警惕，之所以如此发问，其实已经是对于以士悦为首的新政诸公明确的告诫，当然也是希望借此告诫，警醒诸公，切莫引起守旧大臣以此为借口对于新政进行攻击。

然而士悦这等明睿之人，却以为是旧党臣工已经公然结党对抗新政，踏出了葬送新政的坚实一步，只听士悦畅言道，

“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天子默然无语，而这默然中包含的是对于士悦等人无尽的失望，而天子之所以有此一问乃是这段时间御前奏疏内容的变化，原来鹤定国及其党羽本来是帮衬着横玮、阳攸、士悦相互弹劾，可到了后面士悦、阳攸与横玮又统一了阵营，一起向鹤定国等人发起弹劾，与其同时便是被罢相的乾惟乔奏疏也上来了，其中主旨便是，‘说丹匡将士悦淹、阳攸、太史殊、岩介捧为“四贤”，“以为同列”；五人更“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门下有“五六十人递相提挈”，这些人“布满要路”，“误朝迷国”。’

而天子案头的奏疏也成了佐证，便是非其党人，便是秉承公议，也不免招致其党羽攻讦，所谓党同伐异，溢于言表。

其后更是三件事，一桩桩一件件，将这绞索进一步收紧了。

第一桩事便是阳攸又是轻佻的上了奏疏，此篇奏疏便是赫赫有名的《朋党论》，其起笔不凡，开门见山，明确地承认有朋党，朋党有君子和小人之分，君子结党为义，小人结党为利！小人之党是假党，君子之党才是真党！引经据典总之是一个结论，小人之党害国，君子之党利国！因此君子结党不仅不为非，还应该予以肯定，而这篇鸿篇巨着一经问世，本来是锐意新政与颟顸守旧的国策路线斗争，彻底向着朋党斗争方向不可挽回的跌落。

尤其是文中昂言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但是阳攸等人却等同于趾高气昂的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向天子指手画脚，可即便阳攸等人是真正的道德高士，却也等于剥夺了天子的权柄，须知天下诸邦所谓天家便是能秉政定策之人，可朋党迭起，等同于一只手已经搭在了天子玉玺之上。

天子不过是孤家寡人，臣子若是混成一党朋比夤缘，天子如何自处？不止如此，此文一出，等于是宣告朝廷内外大臣，凡是不能与士悦、横玮等人一起致力于新政的便是小人而已，如此等于是一刀切的将守旧派与中间派都赶到了士悦、横玮的对立面，本来各自为政的守旧派也渐渐团结起来。

虽然宣宗当即定性此事，说“朕相信士悦、阳攸等人，一心为国，必无私念。”当着百官的面，力挺诸公，然而旬日之后，宣宗便下了一道诏令，以海东地区粮食运输不继，且税收也积欠多年为名，委派欧阳修为当地都转运使，将其打发出京，于是掌握知制诰事权的阳攸外放，更是等于将紧锁的大门向旧党诸臣大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