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勾践最后能成事，范蠡居功至伟，隐忍了那么多年的段和誉，曾经也一度放弃了希望，哪知生命中的那个人就在他最失意，最彷徨的时候出现了，他和范蠡一样，同样不是本国人，同样狡智百出，原本枝繁叶茂的高家人，居然数月之间相继飘零，其诡异程度完全超出他的想象，段和誉恍惚觉得自己这个皇位如白捡的一般。
段和誉在大理城第一次见到当世的‘范蠡’时，心里其实挺失落的，对方一眼看上去简直和山里的强盗一般无二，光脸上那条疤就让人心里犯怵。只不过对方却好像认识自己挺久似的，说了诸如六脉神剑，神仙姐姐等一些他完全听不懂的怪话，他差点觉得对方也是一个疯子。
据说当年范蠡没发迹之前也是宛地出了名的“神经病”，人称“范疯子”，不过他的“神经病”是间歇性的，常常一阵清醒，一阵发作，还老是说一些常人听不懂的怪话，大家简直没办法跟他交流。其实，天才与疯子往往只有一线之隔，所谓“夏虫不可语冰”，世间的这些俗人就好像是“夏虫”，范蠡非要跟他们讨论“冰”是什么东西，当然会被“夏虫”们当成是“神经病”，或者说“狂生”。
非常之人，方能行非常之事。两人坐下来详谈之后，段和誉才发现这人聪明绝顶，文才武功，琴棋书画，算数韬略，以至医卜星相，奇门五行，无一不会，无一不精！这人还提了许多令段和誉懵懵懂懂的治国方略，段和誉后来方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只可惜匆匆一别，一直到大理战事止歇，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甚至大理和吐蕃的边境线上开了榷场，两人都没能再次见上一面。或许对方有意在避开自己，毕竟自己的父亲死在崇圣寺，听说还跟他有关系。段和誉曾经一度想找到这个真正的凶手，只是最后越往下查，最后居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父亲段正淳，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后，他大哭了一场，自那之后，他似乎突然长大了，对于这位功成身退的‘范蠡’，他不再恨，更多的是敬。
几个月前，边境线上突然送来一封火漆信，居然是邻国国主赵佶邀请他去参加远在汴京的大朝会（宋徽宗在位期间只举办了四次，分别为大观二年，政和八年，宣和六年，政和二年，前面三次在元正，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大年初一，后面一次在冬至，前几代皇帝甚至在五月朔也举办过，大朝会只会选这三个时间段），倘若高泰远还在，定然会派一些使节，带上一些礼物，按照约定的时间参加就行了。段和誉年轻的时候就喜欢饮马江湖，游山玩水，高泰远被诛后的这几个月来，大理国焕然一新，更是被底下一帮文臣武将管理的井井有条，他便动了亲自去汴梁走一趟的打算。何况大理国出了内讧这么大一档子事，若不向这些年摩擦不断的邻国示弱示好，摆明姿态，难保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引来新的一场寒霜。
这里说一说大朝会，周礼春官大宗伯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这便是对“大朝会”的解释。诸侯、百官朝见天子的时辰是早晨，故称之曰“朝”。天子接见诸侯、百官的政治目的是“图天下之事”，同时询问地方的治理情况，谓之“图考绩”，类似今天对各级官员的“绩效考核”或曰“目标管理”。在周代，天子询问诸侯国内的治理情况，诸侯需作详尽汇报，故诸侯朝见天子亦称“述职”，相当于今天领导干部一年一度的“述职报告”。孟子有载：“诸侯朝天子曰述职，一不朝则贬其爵，二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六师移之。”可见“大朝会”既是一种礼制，也是天子对诸侯的一种约束。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根据邹衍“五德终始说”，认为秦主水德，按“五行”水行配亥月（十月）与子月（十一月），故颁令以十月为岁首，“大朝会”定在新年亥月初一即正月旦举行。为扩大元旦“大朝会”，体现皇帝临朝时的庄严肃穆与盛大气派，秦朝修建起富丽堂皇的朝宫前殿，名曰“阿房宫”。此后，凡大秦重大国事，如议帝号，立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等均在此朝堂前殿颁布。
西汉前期沿用秦朝旧历，亦以十月为岁首。汉兴之初，刘邦与大臣们不懂朝仪，遂命秦朝旧吏叔孙通参酌秦法制订汉朝的“大朝会”仪式。朝会地点初在长乐宫，后改未央宫。汉高祖七年长乐宫建成时，在此举行的“大朝会”记载于史记叔孙通列传。朝会在天色微亮时由礼官引文武百官依品级进入殿门。宫殿中陈列着车骑兵卫及各色旗帜、仪物，礼官传言“趋”，文武百官即整齐有序地依次疾步前行，东西向分班排列。刘邦则在一片钟鼓礼乐声中，由内侍簇拥着乘舆临朝。此时，百官自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官吏皆以次奉贺（贡献礼物）。礼毕置酒，以尊卑次起上寿。朝会后刘邦大喜过望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汉官典职仪式选用列举参加“大朝会”的人员为“公、卿、将、大夫、百官各位朝贺。蛮、貊、胡、羌朝贡毕，见属郡计吏，皆见，宗室诸刘会，万人以上。”可见汉朝时参加朝会的多达万人以上。这些人从全国各地赶赴长安参加“大朝会”，近则走上十天半月，远则便是数月计，这应该是一笔数额巨大的“差旅费”。
汉武帝时改易正朔，以正月为岁首，“大朝会”相应改至正月初一举行。此后，历代相沿袭。东汉时的岁首“大朝会”，皇帝幸德阳殿临轩受贺，公卿将相大小百官及地方各州郡长吏、诸少数族酋长、使臣均奉贡进表拜贺。当时，地方州郡的朝贡之物按辖地人口计，每人每年六十三钱献给朝廷，曰“献费”。
汉代的“大朝会”中还有一项“年终考计”制度，地方州郡的“一把手”或主要僚属需带上“计簿”（有点像现在的财物‘统计报表’），到宰相府上报年度的“地方政绩”，名曰“上计”。也就是说，你得上报一下辖区去年的gdp与财政收入，让朝廷从中考量你这个地方官是“称职”还是“不称职”？至于那“统计报表”中究竟有多大的“水份”，大概只有天晓得。这一“上计”，有时还由皇帝亲自出马“受计”，就是直接听取地方官吏的汇报。此制到隋唐时称为朝集，汉时的“上计吏”亦更名为“朝集使”。
大年初一（大朝会正式开始）天还没有亮，文武百僚就开始在丽正门外排班。负责议程的内侍更是神气活现，即便是皇亲国戚也要被他们呼来喝去地支使。小人得志是要有气候的，大朝会的庄严隆重赋予了他们骄横跋扈的底气。他们逐队厉声喝问：“班齐未？”禁卫人员逐一应答：“班齐！”那阵势就像军队结集时检查口令一样，庄严又肃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