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这一礼，让韩非久久无言。

早就听闻历代秦王求贤若渴，先有商鞅，再有张子，皆为秦王百般礼遇……

如今，他也受到这同样的待遇，却让他百感交集。一方面是礼贤下士的秦王确实让人感动，一方面是自家深谙权术的父王，两相对比，韩非亦不由得心中苦笑。

真是……比不得啊……

非是韩非心中谤父，实则是以六国君主比之秦王，无有能及之者。

“秦王请起！”韩非伸手将嬴政搀扶了起来。

身后的乔松也是感佩莫名，待韩非落座之后，亲自给韩非沏了杯茶。韩非连忙起身行礼以示感谢。

两人同为一国公子，按理来说在地位上是相当的，他韩非还没有资格让秦国公子斟茶。只不过是秦王在场，且以请教为名，秦国公子身为子嗣故此担当侍从角色而已。

乔松可以自降身份，但韩非不能坦然受之。

此即为礼！

嬴政对于韩非是非常期待的，但并未因自己的期待而对韩非的要求有所降低，相反更加的严苛，所以上来就抛出了自己的问题：“先生乃是荀子高足，又着有五蠹，孤愤等煌煌大作。嬴政学浅，今日冒昧相请，一则想听听先生对师门学问如何评判；二则想听听先生对自己学说如何看待。”

简单几句开场之后，秦王丢出的这两个问题，却让韩非不得不慎重对待。

这两个问题，看似论学，实则含义重重，直指要害。

其一，看似在问韩非对儒家看法，实则也在问你缘何出身儒家，却所着为法家，是否对师门学问不满？如此，是否有违儒家尊师之礼？

其二，第二问问韩非对自己学说的看法。人往往最难看清的，其实是自己。这一点问的极为巧妙，也非常难以回答。若是谦虚之词，有贬低自己所学之嫌；若是夸大之词，却又有盲目自傲之嫌。因此，这需要韩非对自己有一个精准的定位，既不能过度自谦，亦不能极度自傲。

其三，两个问题相结合，相对比，才是嬴政最关心的问题：儒法之辩！

两个问题，四重含义。

一旦回答的稍有不对，恐怕秦王此次远来韩国对韩非的考校就要以失败而告终了。

那么，韩非可以回避问题，从而在秦王面前藏拙吗？

以常人想来，当然可以。反正韩非本就是韩国公子，无意仕秦，随口应付两句，将秦王打发走也就是了。

然而事实上……不行！

韩非身为法家最后一代大贤，能集法术势于一身，其学说，其道理，其思想便不允许他这么做，此之谓文人傲骨。

做学问，便要至精至诚！

藏拙之举，固然解决了眼前麻烦，但面对一个甘冒风险，如此放低身段向他虚心求教的向学之人，此举却足以令韩非心灵蒙尘，从此不再纯粹，失去了面对自己学说的勇气。

所以，他不能违背本心，不行！

因此，韩非正襟危坐，将自己所思所想表述了出来。

正如韩非之前对王儒与腐儒的划分，他对于儒家学说，态度也很明确，赞成者有之，驳斥者亦有之，并非是全盘赞成或否定。对于荀子思想中王道的部分，也表示了反对，丝毫没有因为荀子是自己的老师，而有任何作伪。

这一点，让乔松很是敬佩。这是一种辩证的看法，也是韩非学说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其着作中也有涉及。

讲完对儒家的看法，则是对于自己的学说。

在自己研读后人整理出来的《韩非子》一文的时候，乔松便有自己的感悟。然而，当韩非这个作者亲自解释起来，却让他对其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

与法家先辈最大的不同之处，便是韩非以势为根，以法为轴，以术为察，构建出了一个恢弘而完善的法家学术体系。

提起法家，就必须提起先贤慎子，他率先提出势治的理念，明确指向国家最高权力，也就是君王。慎子认为，没有最高权利，任何治道实施都无从谈起，是谓无势不成治。

所谓势者，乃是人在权力框架中的居位。位高则重，位卑则轻，是为势也。

然而这种学说却有一个致命漏洞，那就是不能辩证清楚权力与法治的关系：也就是君王与法治之间到底孰高孰低？这就导致了春秋战国时期，有许多贤明之君仍旧无法治理好国家。

正因为这种缺憾，才会有商鞅，李悝等人出现。他们将国家的治道之本定为法，认为法律一旦确定，便具有最高权利不能撼动的地位，即所谓举国一法，唯法是从。

商鞅变法之时，时任太子的惠文王就因为触犯法律而被发配民间，其老师公子虔更是被处以劓刑，被公子虔认为奇耻大辱。要知道，那可是在孝公继位初期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公子虔。

可依然受到了惩处。

即所谓，法不避亲，法不阿贵，便是如此。

韩非的学说继承了商鞅等人的看法，同样认为势是法治的源头根本条件，又清醒的认知到仅仅依靠势治不足以明法治国——势治过甚，则与人治无异。而人治，则是法家力求避免的。单凭势治，无法治天下，需法势结合，方能治天下。

再说术治。法家所言之术，指的是治吏之道。

提起术治，就不得不提十使韩昭侯用术的申不害。韩非身为韩国公子，对于申不害所提倡的术治可谓是深恶痛绝。

申不害的理念根基在于法最终还是由人来制定推行，只要统治好了这群人，律法便能顺利推行。

说白了，这就是驭人之术，也就是所谓的帝王权术。

很显然，仅凭驭人之术是无法治理好一个国家的。韩国现如今的状况便是证明——韩国法令庞杂，甚至有当初晋国法令与今日法令并行的怪异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