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泉当时就把这个活字印刷术的想法给许贯忠说了一下，并且叫人立刻把“圣手书生”萧让和“玉臂将”金大坚立刻带到那济州张叔夜处，全力配合，开始实验活字印刷术。

而许贯忠在听到了这个活字印刷术的概念之后，完全是惊讶的合不拢嘴。

因为要是这个活字印刷术成了，那意义可就太重大了！

印本的大量生产，使书籍留存的机会增加，减少手写本因有限的收藏而遭受绝灭的可能性。由于印本的广泛传播及读者数量的增加，过去教会对学术的垄断遭到世俗人士的挑战，宗教着作的优先地位也逐渐为人文主义学者的作品所取代。

而读者们对于历来存在的对古籍中的分歧和矛盾有所认识，因而削弱了对传统说法的信心，进而为新学问的发展建立了基础。

印刷使版本统一，这和手抄本不可避免产生的讹误，有明显的差异。印刷术本身不能保证文字无误，但是在印刷前的校对及印刷后的勘误表，使得后出的印本更趋完善。通过印刷工作者进行的先期编辑，使得书籍的形式日渐统一，而不是像从前手抄者的各随所好。

众所周知，在古代统治阶级把“使民愚昧”作为治世良方，药到病除，只要不开启“民智”，就可以安享太平。

商鞅在《商君书》里面说的“驭民五术”，就是典型的代表，商鞅变法的本质就是：与民争利，让民众忙碌一生但又一事无成，民众就只是生产和战争的机器。

在商鞅看来，国家和民众，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精英和百姓，贵族和平民是对立的，是零和

博弈，民富则国不强，国强则民不能富。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知识权被迫放开

在古代，农业社会的统治阶层不需要老百姓有知识有文化。无论东西方，欧洲遍地都是文盲，只有贵族和教会的僧侣们把持着“读书的权力”。特权阶层垄断了知识，和知识的解释权。

而为什么不能让平民享受“读书权”？两个原因：首先，农业文明时代，生产力低下，农民必须全身心投入到农事去，无暇顾及其他。读书本身并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反尔误事。

其次，农民只有被固定在土地上，才会老老实实伺候庄稼。不认字，就不能了解信息，就不会到处乱跑，有利于管理。掌握知识，就是掌握“信息”。没有信息来源的人，就只能听教会，听领主，听地主和官老爷来传递信息。农民无法分辨信息真假，没有别的渠道去了解，上头说的，就是唯一的真理。

知识分子会看书，会识字，他就会了解太多的社会运营机制，他就会产生不满，他就会要求权利。

所以，中国从东汉至唐末，也存在贵族，他们垄断的却是另一种资源——知识。

甭管这种知识多么的扯淡，无用和反智，但只有掌握了这种知识的人，才能参与治国经世，这些知识就是贵族们最重要的资源。

这些人以血缘为纽带，用家族的方式进行传承，将知识牢牢的垄断在自己家族的手中，通过这种垄断，贵族一家的地位甚至比皇帝都要高，家族小姐比皇家公主还要受欢迎，可见贵族的地位多么崇高。

垄断的贵族们默契的进行着合作，将垄断进行到底，凭借着这些知识的纽带，加上互相通婚等促进措施，渐渐的形成了传承百年的世家贵族。

关陇贵族、江左贵族等等等等就是典型的代表。有军阀、有财阀，还有“知阀”，这些“知阀”代表了文化道统，甚至能代表天下正朔，连皇权都需要向他们妥协。

其实古代大多数是精英文学，从时间线来说，先秦只有贵族和士才能读书，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文学被贵族所垄断，书籍只是在士之间传播，不需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因为群众根本没机会读书。就是所谓精英文学。

一直到唐朝，教育下移，贫寒人士也能读书了，但是也仅限于读书人之间，不识字的根本没机会读得懂典籍，也就是所谓同行之间看得懂就行，外行和不读书的看不懂。

宋元明清时期市民阶层壮大，市民文学、戏曲小说话本等等得到发展，这些就是面向广大人民的。

而在宋朝之前，由于活字印刷术未曾普及，所以这书籍的数量和价值也是非常稀少和高昂的。

在造纸术没出来之前，书籍还是竹简，贵的要死，造纸术出来之后，因为没有印刷术，书籍还是贵的离谱。

雕版印刷术出来之后，成本依旧是昂贵的，书籍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但是，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完全可以让其高昂的书籍造假就此被打下来，书籍的高昂价格和原本被贵族阶层给垄断的情况就会发生极大的改变。

由此，老百姓的手里也就能够掌握知识和书籍了，这对于古代的中国，那可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

这些，也许别人并不知道，但是许贯忠是完全知晓的！

“若有如此方法，寨主，我想天下的读书人与黔首都会把寨主千秋万代铭记在心啊！”

许贯忠明白，也许狄泉可以通过这种活字印刷术，来直接获取天下读书人之心。

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非常之多的“士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