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一早，因为并不是朔望之日，所以没有大朝会，朱元璋便召集六部尚书和侍郎至奉天殿议事。

当各部尚书、侍郎们齐聚一堂后，朱元璋便将朱雄英的提议和盘托出，询问他们的意见，不过只是关于动用内帑资金的提议，至于水路的清理和水路税费的减免这些问题，根本不用询问文官们的意见。

内帑目前虽然名义上是皇帝所有并由内廷进行管理，但跟明朝中后期不同文官们根本不需要找皇帝去哭穷来让内帑出钱赈灾、发军饷之类的，而是本身就由户部的官吏，将内帑跟太仓银库一起进行管理和统筹使用，内廷的宦官只是负责管钥匙的。

所以，如果想要从内帑里大笔出钱，甚至有把内帑剥离出户部的意思，那么第一个损伤的就是户部的利益。

户部尚书杨靖首先出列，他沉思片刻后说道：“陛下，圣孙殿下的提议虽然新颖，但微臣认为，皇室直接涉足商业投资，恐有不妥。一来，这可能会打破现有的商业秩序，引发市场混乱；二来，皇室作为天下之表率，若过于追求银钱，恐失天下之望。”

杨靖是洪武十八年进士当时选吏科庶吉士，而在洪武十九年的时候，就因为突出表现成为了朱元璋设立的标杆人物，在制定《大诰的时候就作为举例，将他和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瑺、工部侍郎秦逵一起点名表扬“此亦进士、太学生也，能尽职以称朕心”，这相当于全国通报表扬，而朱元璋也将其破格使用，在郭桓案以后，傅友文成为户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的位置空缺了出来，朱元璋就把杨靖破了无数格安放到了这个位置。

倒也不用太奇怪，现在大明的政治环境就是如此，虽然没有大规模杀戮、株连的大案，但是文官集团的各个位置却被朱元璋翻来覆去的折腾，经常有进士或是国子监出身的太学生监生被朱元璋相中，然后破格提拔起来，这就是所谓的“试官”制度。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被提拔的人往往因为太过年轻，缺乏与职位匹配的资历和能力，在短短的一年甚至半年后，就打回原形甚至掉了脑袋。

但杨靖显然不在此列，他的能力非常出众，而且为人清廉，所以在去年也就是洪武二十二年五月，直接跨过了背景深、资历老的傅友文升任户部尚书，把傅友文牙都气歪了。

是的，换你你也气，杨靖今年才三十一岁.这个年纪的尚书，不因血缘而位极人臣，可谓是古之少有。

礼部尚书接着道：“杨尚书言之有理，皇室应以仁义道德为表率，而非沉溺于商贾之事。”

然而跟这两位不同的是，资历深厚的户部左侍郎傅友文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也必须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出发，不管是他作为淮西集团的一员，还是他为了反对杨靖而反对，他都有充足的支持朱雄英的理由。

“臣以为圣孙殿下的提议，实际上是为了加强皇室对大明经济的掌控力，在关键时刻，这种掌控力能派上大用。再者，皇室若能通过投资获得稳定收益，也能减轻国家财政的负担，譬如宗室供养、内廷开销等费用，都可以由内帑自理。”

傅友文也不是无的放矢，他说的两条好处也都是肉眼可见的中肯，第一条虽然没说的太赤裸，但实际上就是在说有的时候文官这边会阻止皇帝用钱，皇帝如果把小金库拿过来自己用，那就不用考虑文官的意见的；而第二条则是对大家都好的一件事情，以后给宗室、勋贵发赏赐，营造宫室等等靡费巨大却又在文官眼里华而不实的事情，内帑就自己花自己的钱，也别找户部要了，皇帝有多少钱就花多少。

所以，傅友文的想法也得到了工部尚书沈溍的支持：“傅侍郎所言极是，如今江南商业繁荣，但行会内部竞争激烈，皇室的介入不仅能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而且还能筹集资金并非是什么坏事。”

刑部赵勉则较为谨慎：“此事确有利有弊，但微臣认为，在法制完备、监管得力的情况下，皇室投资公司或许能成为一种新的尝试。只是必须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以防中官压榨百姓。”

赵勉也是国子监出身洪武十八年参加科举登进士二甲第七十一名，跟沈溍、杨靖是同榜，但赵勉跟沈溍关系很密切，其人历任工部审刑司左详议、大理寺左寺丞、大理寺卿、刑部右侍郎、刑部尚书，可以说一路都是在三法司系统里升上来的，办过很多大案要案，郭桓案就由他经手处理，年纪也不算大，但是履历很丰富。

很快，六部尚书和侍郎们十几号人开始有了不同的意见，而这些人根据自身利益选择了支持或反对，不过还算有些国朝大臣的体面，也仅限于争论。

朱元璋听了各位大臣的意见后，微微点头：“诸卿所言都有道理，咱会慎重考虑此事，今日议事到此为止，退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