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群学生抬着一面巨大的青天白日旗举着宣传画在大街上募捐，国旗里面是大小不同面值的钱，有大洋，有法币，路过人群的时候，他们喊着支持抗战，保家卫国的口号，人群纷纷解囊，二楼上的人也从窗口探出身体往国旗里面扔钱。

这些老百姓的血汗钱即将变成我们枪里的子弹。

那个时候国军还是挺受民众欢迎的，也不知道后来咋了，把我们看得比鬼子还可恶。

跟叶青说完话我才知道，1939年，在我们休整的一年时间里，国军还搞了这么多大动作。

一家电影院的墙面上刷上了庆祝昆仑关大捷的宣传画，把鬼子画得特别猥琐，国军将士一个个身强体壮，悍不畏死。

只有我心里清楚，这场胜利来得有多不容易。

重庆的情景让我心里舒服了很多，让我知道，起码还是有人在关注我们这些前线拼命的将士。

我没敢溜达太远，也找不到郑师长，害怕被丢下，就回到医院里等人，医院里不管我饭吃，我就找了点活干，帮他们往太平间里送死人，敢干这种活的人不多，我是不怕，被打成碎片的尸体都不怕，何况是那完整的。

两天之后，师长派警卫员来接我，马上准备回湖南。

来的时候只有七八个人，走的时候，从重庆带走了3千多人，这是国民政府军委会补充给我们的新兵，说是新兵，也都是伤愈复出的老兵，郑洞国要重建荣一师了。

国民政府给我们调拨了一列火车，车厢有闷罐的，也有敞篷的，除了拉人，还带走了很多武器装备以及粮食药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