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宫廷秘事重重的明朝晚期，朱常洛的母亲王氏地位卑微，从未得到明神宗朱翊钧的宠爱。尽管朱常洛身为皇长子，但由于其庶出的身份，始终未能赢得父亲神宗的青睐。时光回溯至万历十四年（1586年），当备受恩宠的郑贵妃诞下一子，取名朱常洵，神宗与郑贵妃私下订下了颠覆传统的密约——意图打破“废长立幼”的禁忌，立朱常洵为未来的储君。
这一石破天惊之举激起轩然大波，不仅遭到铁腕背后的李太后的坚决反对，更引起满朝文武基于“嫡以长尊，无嫡立长”这一千秋不变的皇家继承法则的激烈抗争，一场围绕皇位继承权的“国本之争”就此拉开了长达十五年的序幕。
直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深秋十月，在内外压力之下，神宗皇帝被迫妥协，正式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而朱常洵则受封为福王。这场皇位争夺战看似尘埃落定，实则暗潮汹涌，朱常洛的太子宝座并未因此稳固，而是如同风雨中飘摇的小舟，时刻面临着颠覆的危机。
不出所料，在诡谲莫测的宫廷斗争中，潜藏的危机终于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浮出水面，一场针对太子朱常洛的刺杀阴谋—梃击案爆发。
1615年五月初四的傍晚，京城皇宫禁卫森严的太子宫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一名来历不明的男子张差持械闯入，意图行刺太子朱常洛。随着张差被捕及审讯深入，惊人内幕逐渐曝光：他声称是由郑贵妃身边的亲信宦官引入宫内的。这一爆炸性消息瞬间引发了举国震惊，舆论纷纷指向郑贵妃，指责她策划了这场险恶的刺杀行动，甚至有人揣测其兄郑国泰可能参与其中，欲除掉太子以篡夺皇位继承权。
面对排山倒海般的质疑声浪，郑贵妃惶恐不安，急奔向神宗求助。深知无法用强权压制沸腾民怨的神宗，唯有建议郑贵妃向太子寻求谅解。走投无路的郑贵妃只好硬着头皮恳求太子息事宁人。而出乎众人意料的是，朱常洛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表示只需严惩张差本人，不必牵连其他人。于是，梃击案以张差被依法处决，其所供之人或流放边疆或悄然消失的方式匆匆落幕，但这起震撼晚明政界的梃击事件并未因结案而彻底平息，反而成了笼罩在皇室上空挥之不去的阴霾。
太子朱常洛虽在这场国本之争及梃击案后稳固了储君的地位，使得郑贵妃及其党羽再难与其正面抗衡，然而宫廷之内，两人阵营的关系并非表面上的和平共处，实则暗藏着不可调和的深刻矛盾。这些矛盾犹如隐藏在华丽帷幕下的利刃，不断割裂着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皇室内部团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期间的宫闱斗争如同火种一般，为后来发生在泰昌、天启年间的更为激烈的权力角逐奠定了基础，而在一切暗潮涌动之下，红丸案的发生只是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
在那神秘深邃的大明宫廷中，身居皇长子高位的朱常洛，自小便如一颗明珠蒙尘，未曾得到父亲明神宗丝毫的垂怜。十三岁始得开蒙读书，却又早早中断学业，人生的旅途曲折蜿蜒，充满了崎岖坎坷。在这漫长的储君岁月里，他生活在父亲冷漠的阴影下，内心世界愈发孤寂，渐渐沉醉于酒池肉林，寄情声色以慰藉心灵的痛苦。如此生活，自然严重损耗了他的健康资本，身心疲惫，积疾暗生。
终于，在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的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驾崩，命运的车轮将朱常洛推上了帝位，改元泰昌，开启了他短暂而饱受争议的帝王生涯，世人称之为明光宗。甫一登基，这位新帝即展现了他的仁德之心与治国决心，短短数日内，连续两次豪掷百万两白银犒赏辽东等地戍边的英勇将士，同时果断取消了矿税和榷税，召回了横征暴敛的矿税使，强化内阁力量，一系列举措迅捷有力，令朝廷上下乃至民间皆为之动容。
紧接着八月初一那天，朱常洛在庄严神圣的登基大典上，他脚踏华贵的玉履，步伐稳健，面容和悦，不见丝毫病态，仿佛体内积蓄的疾病此刻并未显现，尽显帝王威仪，令观者无不叹服其气度非凡。
朱常洛荣登大宝后，郑贵妃心中因曾涉及国本之争的风波而忐忑不安，为了确保自身的地位稳固，并在新帝面前博取好感，她精心挑选了八位美貌出众、才艺双全的侍女送入光宗的后宫。与此同时，郑贵妃还巧妙地与光宗新近宠爱的李选侍（人称西李）联手，二人共同编织了一个以美色为诱饵的政治棋局，企图借此机会为自己争取到皇太后和皇后尊崇无比的封号。
好色成性的光宗接纳了这八位能歌善舞的绝色佳人，从此沉溺于歌舞升平之中，昼夜欢宴，恣意享乐。然而，光宗本就体质羸弱，这般急剧的放纵生活，无疑是在加速消耗他的生命之火。短短不足十日，原本就已经疲态初现的光宗，其容貌迅速衰老，病体陡然恶化，衰弱的程度令人瞠目。
眼见光宗病情急转直下，“龙颜憔悴，病势凶猛”，起初由御医陈玺按照传统中医理念细心调理，奈何光宗亟需立竿见影的效果，对温和疗法缺乏耐心。于是，决定更换治疗方案，改由负责宫廷医药事务的宦官崔文升接手诊治，期望能找到快速治愈病症的良方。
八月十五日，本是宫中寻常一日，却暗藏着不寻常的波澜。崔文升，这位曾为万历皇帝郑贵妃效命的内侍，如今已晋升为司礼监秉笔，掌管御药房。然而，他却在今日，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惊愕的事情——他没有给新帝光宗朱常洛服用培元固本的良药，而是偷偷换成了去热通利的泻药大黄。
朱常洛服下那药之后，一夜之间，腹泻竟达三四十次之多。他的脸色苍白，身形萎顿，连走路都变得异常艰难。皇帝病情危急的消息传开，群臣们无不惊慌失措，宫中一片混乱。
崔文升的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了朝臣们的惊诧和猜疑。舆论纷纷认为，崔文升之所以敢如此大胆，必定是受了郑贵妃的指使，意图置皇上于死地。毕竟，崔文升与郑贵妃之间的关系，早已不是秘密。
而此时，国子监的李胜芳却向兵科给事中杨涟透露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郑贵妃与李选侍二人竟然暗中勾结，刺探宫中内事。这个消息，无疑让原本就混乱的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杨涟愤怒地斥责崔文升不知用药之道，竟敢向身体虚弱的皇帝下泻药大黄，导致其病情恶化。而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和原皇太妃子郭氏等外戚，更是坚定地认为崔文升是受郑氏指使，此事必定是郑氏的阴谋。
一时间，朝野上下流言四起，人心惶惶。每个人都在猜测着背后的真相，而真相，却仿佛被一层厚厚的迷雾所笼罩，让人难以窥见。
在八月十六日这一天，周嘉谟在杨涟、左光斗的倡议下，召集了满朝文武大臣，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会议。会上，他公然斥责郑贵妃的侄子郑养性，言辞激烈地指责郑氏一族贪婪无度，心怀不轨，恐怕难以善终。周嘉谟的言辞犹如一把锐利的剑，直指郑氏一族的软肋，让在场的人都感到震惊。
紧接着，周嘉谟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让郑贵妃移宫。面对群臣的压力，郑贵妃无奈之下，只得移居到了慈宁宫。这一举动，无疑在宫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让人猜测着背后的深意。
事情并未就此平息。仅仅过了三日，光宗就降旨称自己头目眩晕，身体软弱，无法行动。这个消息一出，整个朝廷都为之震动。光宗的身体状况究竟如何？为何会突然病重？这一切，都让人感到疑惑和不安。
到了八月二十二日，光宗又召见了大臣们，试图平息外廷的流言蜚语。他下令驱逐崔文升出宫，并暂停了封郑贵妃为太后的命令。这一举动，似乎是在向朝臣们传递一个信息：他正在采取行动，以稳定朝局，消除不安。
在那阴霾笼罩的二十三日深夜，内阁重臣刘一燝与韩爌轮值之际，明光宗的病情已然陷入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就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刻，一个神秘人物——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悄然现身内阁，怀揣着一颗所谓的“仙丹”，声称能扭转乾坤，挽救圣上的生命。然而，内阁首辅方从哲面色凝重，脑中挥之不去的是前任太医崔文升误诊误药的惨痛教训，遂果断下令李可灼速速离去，不得妄图接近皇上。
尽管李可灼未能通过正规渠道将仙丹呈入宫闱，但第二日清晨，一场未预兆的变故发生，此人竟然私自闯至皇宫禁地思善门，意图强行进献丹药。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挑战，内廷宦官们心惊胆战，无人敢擅自放行这位带着神秘药物的闯入者。尽管方从哲与同僚再度联手阻止了这场闹剧，然而，那颗仙丹的存在如同瘟疫般在宫廷之内迅速发酵，传言犹如一只无形的手，或许已经悄然伸向了病榻上的光宗皇帝。
光阴流转至二十六日，整个紫禁城弥漫着紧张压抑的气息。光宗皇帝强撑病体，在乾清宫内的冬暖阁中勉力支撑，倚靠案几端坐，身边簇拥着皇长子、皇五子等亲眷小心侍奉。十三位朝廷重臣接诏齐聚乾清宫，他们个个面露忧色，恳请皇上慎重对待所有药品，以免重蹈覆辙。光宗苍白的脸庞透出一丝疲惫，声音微弱却又坚决地回应道，过去十数日已滴药未进，显然对任何药物都持有戒备之心。
此刻，正当众人忧虑不已之际，光宗忽地下达了一道令人意想不到的谕旨——册封那位饱受争议的李选侍为皇贵妃。此举不仅令满堂哗然，更在重重疑云之中投下了又一块巨石，仿佛预示着更深的秘密和博弈正在暗流涌动的宫廷深处酝酿爆发……
在阴郁而紧张的二十九日清晨，皇宫深处，一场关乎皇室血脉传承的密议悄然进行。光宗朱常洛，面色苍白地召集朝中重臣，迫切地商讨册封太子事宜。方从哲等一干阁老纷纷恳请病情垂危的光宗早日确立皇长子为合法继承人，光宗挣扎着点头应允，预感自己已行至生命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