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建康府沦陷之时，杜充藏身于真州，知州向子忞劝杜充道：“如今陛下南幸，相爷何不经通州、泰州去往越州以伴圣驾？”

但此时杜充见金人势大，高宗皇帝一路南逃，宋军胆气尽失，一遇金军便望风而降，想来金国灭宋只在指日之间。于是便生二心，如今听了向子忞的提议。杜充便推脱道：“圣上南幸，然江南之地未失，某将蛰伏于此，以待良机，再起大军御敌。”

向子忞听后虽然心中鄙夷，却也不便多说，只能告退。

而兀术既得建康，又闻杜充逃至真州，便起劝降之心。其时有杜充旧友，京畿提刑凌唐佐降于金军，兀术便命其写劝降书信于杜充。同时命使者对杜充说道：“若降，当封以中原，如张邦昌故事”。

杜充收到唐佐书信，又听兀术之许诺，便趁夜出城，往金军投降。

杜充降金的消息由向子忞报至行在，满朝文武大惊，自有宋以来，辽、金数次南侵，降敌者众，但如杜充一般，以右相高位之身份降敌者仅此一人。高宗皇帝闻言更是不食者累日，对众臣说道：“朕待充不薄，何乃至是哉？”

御史中丞赵鼎、右谏议大夫富直柔同对，请先罢去杜充右相之职，待得其降金消息确实后再议别罪。数日之后，消息确实，高宗皇帝下制削去杜充爵位，徙其子嵩、岩、崐、婿韩汝惟于广州。

虽然杜充投降，但却并未等来兀术兑现诺言，他所期待的如张邦昌故事的结局也并未实现，反而因身居高位而降金，受众人不齿。

直至次年，杜充来到云中，见到粘罕。粘罕对其深为鄙夷，将其冷落许久之后才将其命为相州知州，而杜充故乡便是相州。当其到任之后，满城百姓早知其降金之事，无不在背后唾骂，因此，杜充在相州知州的位置上也呆得并不如意。因其残酷多疑，同僚下属皆不与其同心。

直至绍兴年间，杜充之孙由广州逃至相州，被其下属胡景山所知，便趁机诬告其阴通宋朝。于是粘罕大怒，命人将杜充下至刑狱，并严刑拷打。杜充只是不服，粘罕命人将其带到座前，问道：“汝欲复归南朝邪？”

杜充数叩其首，痛哭道：“元帅敢归，充不敢也。”于是粘罕哈哈大笑，从此再不怀疑杜充忠心。

随后数年，杜充屡受升迁，直至行台右丞相，并于《绍兴和议》成时客死他乡。

此时高宗皇帝自越州返至钱清堰，见兀术大军纵横江南，欲重效靖康故事，便问计于众臣。其中侍御史赵鼎力谏，以为众寡不敌，不若为退避之计。

高宗皇帝犹豫不定，但问吕颐浩道：“事迫矣，若何？”

吕颐浩答道：“金人以骑兵取胜，今銮舆一行，皇族、百司官吏、兵卫、家小甚众，皆陆行山险之路，粮运不给，必致生变。兼金人既渡浙江，必分遣轻骑追袭。今若车驾乘海舟以避敌，既登海舟之后，敌骑必不能袭我；浙江地热，敌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复还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

此计一出，满朝皆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