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朱胜非的奏章递到高宗皇帝案前后，其陷入了沉思。当初张浚入主川陕之时，高宗皇帝曾经下诏其宣抚处置司可“便宜行事”。如今张浚在川陕已经经营近三年，训练新兵，抵抗强敌。以刘子羽为参议军事，任赵开为都转运使，又提拔吴玠为大将。其中刘子羽善有谋略，为张浚谋士；赵开善管钱粮，为张浚后援；而吴玠英勇善战，为张浚冲锋陷阵。因此西北军民，归附者甚众，虽因其富平之战不察敌情、刚愎自用，以至大败，几乎将陕西全境尽丧，但其败而知耻，于和尚原力阻金军，保全川蜀，亦有大功。而最为重要的是，张浚在川陕，极有效地牵制了金军的主要兵力，从而减少了自己在江南的压力。

而且在富平之败后，张浚上书待罪，高宗皇帝还对左右说道：“浚未有失，安可罢也？”其时，同知枢密院事李回道：“须得胜浚者乃可易。”不料高宗皇帝摇头道：“有才而能办事者固不少，若孜孜为国，无如浚。亦有人言其过，朕皆不听。”因此不计张浚之罪，并下诏书劝慰，其文曰：“比闻金人纠合重兵，力图关陕，惟卿倚重，宽我顾忧。虽提五路之全师，乃当百战之勍敌，非赏罚信、号令明，不挠不疑，鲜克有济。尔来纵敌玩兵，骄惰成风。卿能明节制之权，正逗挠之律，罚一劝百，孰谓不然？引咎露章，益见忠谨。况乃一胜一负，兵家之常。所亡不多，无足介意。更图后举，以收全功。其坚乃心，益务持重。庶几尽复境土，以成中兴之烈，朕之所望也。”

但自从和尚原大捷之后，张浚声威日盛，并且于川蜀中说一不二，官员调动者有，升迁谪贬者亦有，皆不过于中书门下。因此为吕颐浩不喜，又有朱胜非挟私报复，因此高宗皇帝在心里对张浚的忠诚开始起了疑心。

虽然此时高宗皇帝已经罢免了力主和议的秦桧，但那份向金国乞和之心却是依然坚定，他先后两次派使者出使金国，打探金太宗的口风。而与此同时，西夏国主李乾顺与张浚、吴玠通书的事情也被高宗皇帝所知，他生怕此事败露出去惹来金人不满，因此更加对张浚这种“不太懂事”的行为感到十分不喜。而今天朱胜非的奏章更是令他越想越是头疼，于是便命人将吕颐浩传入宫来。

当吕颐浩入宫后，见高宗皇帝正愁眉不展，于是便问道：“不知陛下心中所忧何事？”

高宗皇帝将朱胜非的奏章交给他看，而后问道：“卿觉得张浚如何？”

吕颐浩情知是朱胜非的奏章起了作用，于是心中暗喜，但表面却不动声色地说道：“张浚忠心为国，人多称誉，不过臣也曾听说蜀中士民对其颇有怨言，人情不喜。不过这也是因陕西连年用兵，而在蜀中征役扰民之故。因此臣以为张浚独力难支，若是有事，则无所依，如今不如遣人为其分忧，临事时也好有个照应。”

此言一出，高宗皇帝大喜，笑道：“卿之所言甚是。”说罢着令起草圣谕，迁知成都府王似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当诏谕送至西北后，张浚一看诏谕便明白高宗皇帝是何用意。苦笑着对刚好来到这里的刘子羽说道：“圣上使王似为处置副使，一是为分我之权，二是为日后调我出蜀之时不至无心腹之人。彦修，你以为然否？”

刘子羽听后叹口气说道：“所谓‘功高盖主’，世之常见，却不想西北仍在风雨飘摇之时圣上便这般急不可耐，前些时候在下听闻圣上又使人往金国去了，想来亦有所图。想来公与吴将军联夏抗金之事也为其不喜，故有此举。且随诏谕而来的圣旨更是大赦叛军之罪，亦是暗示公与我无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