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铨这一封上书传至朝堂之中，百官皆闻之色变，临安府中百姓亦闻得此事，群情汹汹，甚至一夜之间，城中皆贴满告示，上书大字道：“秦相公乃奸细！”一时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

而高宗皇帝案前更是堆起厚厚一打奏章，无一不是请求废除和议之事。无奈之下，他只能将秦桧唤来，说道：“朕本无黄屋心，今横议若此，据朕本心，惟有养母耳。”

秦桧闻言说道：“臣等比以金使及境，各进愚计，务欲接纳适中，可以经久。朝廷之体，贵在缜密，不敢漏言。闻铨上章历诋，盖缘臣等识浅望轻，无以取信于人，伏望睿断早赐诛责，以孚众听。”

高宗皇帝沉思许久后说道：“卿等所陈，初无过论。朕志固定，择其可行。中外或致于忧疑，道路未详其本末。至小吏轻诋柄臣，久将自明，何罪之有！”

于是命秦桧草拟圣旨道：“北使及境，朝廷夙夜讲究，务欲上下安帖，贵得和议久远。铨身为枢属，既有所见，自合就使长建白。乃狂妄上书，语言凶悖，仍多散副本，意在鼓众劫持朝廷。可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送昭州编管，永不收叙。令临安府差使臣兵级押发前去，候到，具日月闻奏。仍令学士院降诏，布告中外，深知朕安民和众之意！”

胡铨被贬之后，群臣更为激愤，纷纷替胡铨进言。最终不胜其烦的高宗皇帝终于放下其伪装，开始露出其独断专行了真面目来。他下诏道：“朕以眇躬，抚兹艰运，越自初载，痛二帝之蒙尘，故兹累年，每卑辞而遣使。不难屈己，徒以为亲，虽悉意于经营，终未得其要领。昨者惊传讳问，恭请梓宫，彼方以讲好而来，此固当度宜而应。朕念陵寝在远，梓宫未还，伤宗族之流离，哀军民之重困，深惟所处，务适厥中。既朝虑而夕思，又广询而博访，言或同异，正在兼收，事有从来，固非创议。枢密院编修官胡铨，职在枢机之属，分乖廉陛之仪，遽上封章，肆为凶悖，初投匦而未出，已誊稿而四传，导倡陵犯之风，阴怀劫持之计。倘诚心于体国，但合输忠；惟专意于取名，故兹眩众。闵其浅虑，告尔多方，勿惑胥动之浮言，庶图可久之大计。”

此诏一出，秦桧如得尚方宝剑，但有进言者，便以此诏戒之，最终使得群臣敢怒而不敢言。

等到朝中安定之后，高宗皇帝将王伦一番斥责后，命其与金使重新定议诏书之事，务必将江南改为宋，诏谕改为国信，如不受封册，不遣泛使，皆当先事言之。

临了，高宗皇帝特别强调道：“朕受祖宗二百年基业，为臣民推戴，已逾十年，岂肯受其封册！兼画疆之后，两国各自守境，每事不相关涉，惟正旦、生辰遣使之外，非时不许往来，朕计已定。”

王伦闻言诺诺而退，来见张通古。此时张通古正以赵鼎旧府为驿所，这数日来也是胆战心惊，每日里闻得院外人声鼎沸，咒骂之声不绝于耳，更时有死鸡、狗血于夜间掷于院中，早已是不堪其扰。如今王伦受命而来，张通古也恐相逼过急，反坏了和议大事，回朝之后，难免受到金熙宗责罚。于是便依高宗皇帝之议，更改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