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汪郴入宫后便是向太子请求，希望体会到户部的难处，劝说皇帝在太孙大婚上减少些户部的支出。这些年，财政一直入不敷出，虽然不至于见了底却也是捉襟见肘。

“孤记得，礼部和光禄寺拟定的太孙妃册封之礼，其花费不过五十万两。户部承担不过十万，怎么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吗？”显然，太子听见汪郴的抱怨，内心也是不喜的。

那小子混是混了点，但不至于在这件大事上出了差错。就连华青云和阎良弼二人也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他们查过户部的账本，每年净收入八百万两有余，这两年灾害频繁，又调动了一批军队，但不至于实在没钱——户部，至少还有一千五百万的库银，这还不算上各地布政司的府库还有今年因故未能上交的江南税银。

当然，国库本身花得十分频繁，在云南、北漠以及辽东等地还要修缮官道，维持驻军，加强对边疆的控制；在江南、福建的两支水师也要扩充，抵御倭寇。

不得不说的是，皇帝的开销已经算是节俭了，若是在前朝，举办皇家大婚至少要三四百万以上，那才是真的豪迈。这在如今是从来没有过的。哪怕当年的太子成婚，也只有一百万不到。

“行了，别扯这么多没用的，既然陛下没有准允减少太孙的开支，那便是照做就是。”太子可知道汪郴这人，出了名的小心眼——户部侍郎和内阁的职务是他给提拔上来的，当然也是燕王的举荐。但谁叫人家会理财呢，这便得到了重用。就是这吝啬的性格，倒是和其他人都不一样。

“臣遵旨。”汪郴愁眉苦脸，只好悻悻离开。对朝廷的开支，他自己其实就有些不满：虽然大多花在了实处，但有的地方实在是浪费。比如太孙的大婚，在这样的日子户部就不该出钱。陛下怎么就不能开明点，自己承担了这笔花销？

这个问题自然也被一些人提出来过，但得到的回答几乎一致：皇帝或储君的婚事和其他的礼仪，都是国家大典，（外廷）户部花钱是必须的，这是一种应尽职责。也就是当今圣上“感怀朝廷困难”，才总是爱从自己的内帑里出钱分担。

汪郴虽是进士出身，但并非传统意义的文人，他出身广东商绅，自小就出海经商，对金钱这个词眼十分敏感。他善于理财，又有一定的文笔才干，所以被太子提拔担任了户部侍郎。黄尚书年事已高，这些年理政并不积极，所以户部的实权掌握在汪郴的手中。

比起与其他官员虚与委蛇，汪郴还喜欢独来独往，要是没个阁臣的位置，怕是都没法入宫面圣。好在，他还是没那么愣头青，直接对上皇帝或者太子，是没这个胆量的，但私底下总会抠抠搜搜地搞出钱来，反正绝对不能铺张浪费。

后来，华首辅向太子汇报了一件事，汪侍郎从明年的各类礼仪开支中弄出来了十万两，试图补了太孙大婚的开支，这使太子又气又恼。本来，那些开支都是要减少的，可汪郴直接把这钱用在了太孙这边，也算是一种办法。

但好像和皇帝提出的节流不太一样？

“随他去吧，反正汪郴这人以后便是太子、太孙的班底了。要是能多活几年，说不定都能看见太孙的儿子。”王启也从东宫那边得来了消息，心想着这人倒是会谋算，来回一遭，削减在宗庙礼仪的钱结果加在了太孙的事情上，但就结果来说，也算减少开支了。但那位侍郎的心底，怕是不太好受。

此时，王启正在批阅着来自通政院、都察院的奏章，其中就包括独孤信的。在“赵辉案”风波后，他便被授予直隶巡抚，位列三司之上，驻保定府衙门。

这两天发来的奏章，是关于当地民政刑事和都司驻军的情况，上面所写，是乃当地官绅不法的勾当，甚至还有县衙制造冤假错案的现象出现。

独孤信为直隶巡抚，虽然有任人唯亲的嫌疑，而且打破了祖制（五品官），但大兴现在没有巡抚的品阶，只是兼任——正职是直隶省御史，这不算什么违背。被安排到这里，王启的意愿是让他好好地调查地方吏治民情，稳定人心；也有考虑扫清“赵辉案”后续的原因。

但经过一调查，王启便感触于地方的乱象，而且还在后续的一段时日里，找来了“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首臣质问这档子事。直隶省都乱象频出，那别的地方更不用想了。于是，在临近年末的时候，皇帝却开始了一次整饬吏治的行动，给东宫和内阁都打了个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