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高加林难得今冬农闲的时节，这段时间他除了挖窑，就是看看书，好在父亲帮着干，时不时德顺爷爷也过来搭搭手，给他帮忙。

加林往外运土的是一辆独轮车，加林小时记得的是木头轮子，不知是什么时候，已改成了架子车轮子了。倒土的地方又不远，距离窑口也就十来米，气打饱，加林推一车土就像耍一样。

农家人过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混着，反正也不愁吃食。

加林一有时间就看书，干活累了看书，高兴时候看书，痛苦的时候也看书。

冬夜绵长，高加林睡不着的时候，他就默默地躺在炕上，一根接着一根的吸烟，其实他心里深处却暗流涌动，这暗流，时而不动声色，时而波澜滚滚，使他不能自已，有时，他便索性放纵自己，任其思潮跌宕起伏……

他回想蹉跎岁月，漫漫十年的求学路，社来社区开门办学的雨雨风风，学生时代和黄雅萍的精神契合，高考的失利，他的三年小学教学生涯，还有和刘巧珍那曾经一度的美好爱情。这一切的一切，都像天上的云彩，已不知行踪了。无情的岁月，现在留给他的只能是自己独斟自己酿成的苦酒，以苦笑来排闼心中的苦涩。

这天晚上，高加林身体虽说有点疲惫，但他的大脑却非常清晰，他便拿出了贾老师捎来的剪报本，这是用红旗杂志做的封面，用隶书写着《思想战线》第五册。

贾老师真是个细心人，他给剪报还做了个目录，旁边还用钢笔写着《拨乱反正》。里面都是大块头的文章，加林仔细地翻着，第一篇是《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再往下看便是触及高加林灵魂深处的围绕“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的三篇报导文章，都是八零年七月份的，一篇是《光明日报》二十一日《划破夜幕的陨星》；另外两篇是《北京日报》七月十五日刊登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和《一份血写的报告》。

加林停下了吸烟，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遇罗克—遇罗克……

这个遇罗克是何许人也，竟能引起高加林的共鸣。

高加林又接上烟点着，吸着看着，遇罗克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他的父亲遇崇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五十年代是华北电业管理局的工程师，一九六二年他在《北京晚报》发表了短篇小说《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一九六三年《大众电影》杂志刊登了他的《评影片＜刘三姐＞》；一九六四年他写了《焦裕禄演戏》的梅花大鼓，由北京曲艺团演出。

他曾固执地认为，自己出身虽然不好，但党是重在表现的。因此， 他没有必要看低自己，更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社会性参与限定在一个“应有自知之明”的框框以内，他觉得自己完全有资格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进入社会政治的话语，参与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的辩论。当他读到《文汇报》上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他立即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投寄《红旗》杂志，被退稿后，接着他又写了一篇《人们需要不需要海瑞》，副标题是＜与姚文元同志商榷＞”投寄了《文汇报》，他明确地指出：“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文章放在该报第四版最下角刊出，他认为这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符合党一贯执行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于是他在一九六六年夏秋，便开始撰写《出身论》，该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强调社会影响远远超过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第二部分、重在政治表现问题，分三个方面论述；一、出身和成份完全不同；二、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三、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这个话题是从“黑五类子女不保险”的说法引出的。第三部分、受害问题，从大学招生、工厂提干、农村给地富子女划成份、街道办事处改选居民委员会等几个方面得出如下结论：“出身压死人”。并且尖锐地指出，这种阶级偏见，任其发展下去，那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出身论》写好后，遇罗克便大张旗鼓地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在《中学文革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创刊号上发表。该文广为流传，首印两万份，一抢而空，二月份又以专刊形式在印了六万多份，依然是供不应求，在社会上影响巨大。后又被以不同的形式翻印传布。

高加林一口气将这些通讯读完，特别令他的灵魂受到触动的是遇罗克的“假如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对于遇罗克的死，高加林反思着，这是不是法国的大革命那时候一样，有时候不需要什么理由。（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加林还把北岛追忆遇罗克的两首诗《宣告》《结局或开始》抄在了笔记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