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后，吴伯带来了理发师，给几个人理了发，全部都倒持完毕也临近中午了。

骆夜松在客厅打了几个电话，有报平安的，有联络朋友的，其他人的关注点都不在他身上。

出门前，他对吴伯说：“不用等我们吃饭了，晚饭也不要准备，今晚不一定回来。”

因为要办理身份证件，几个人先去了照相馆。

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上海的身份证也是五花八门，各国的洋人都有不同的身份证，每个租界的华人身份证也略有不同。

有的是硬纸印刷品，看上去很正规，手写姓名、年龄、籍贯、照片和住址等信息，还有指纹，盖有方形或长条形红色印章。

有的却很粗糙，一张巴掌大的纸，对折起来就是身份证。没有照片，用毛笔写着持证人的基本信息，指纹和发证机关、日期以及红色印章。

有的称之为“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有的叫做“安居证”。“特别通行证”。“工作证”。还有日本人颁发的“良民证”。

这些身份证明在几个租界内基本都会被认可，只有日租界是个例外，日租界的中心区域非日籍不得入内，有宪兵负责把守。

路不远，隔两条马路就有一家照相馆。

在外人面前，秦大柱还是很装人的，没有一惊一乍，尽力克制自己不显露出乡巴佬的没见识。

不过他经常凑到骆夜松身边耳语，不知道是在打听什么。对方没有耻笑他，还耐心的替他解惑。

当真是长了见识。他们出了照相馆就去扫货，见什么买什么，吃的、用的、穿的、戴的，无所不买。

这次买的东西，尤龙没替他们收进仓库，都让店伙计送回了骆夜松的宅邸。

他们出手阔绰，从不讲价，还给了送货上门的小费，商家自然乐意跑这一趟。

大酒楼，高档饭店是必须光顾的地方。连吃带拿，每一次消费都不低于300大洋。

这是什么概念？上海普通工人的月薪不过10元左右，高收入者也就每月四五十法币，有的家庭一年都花不了100法币。除非是管理者或特殊人才，收入不能跟普通人相比。

现大洋的价值比法币更加坚挺，1935年法币出台，和银元的兑换比例是1比1，老百姓却不认可这样的比例。后来国民政府明令禁止法币兑换银元，但是在民间，老百姓还是更加相信真金白银，黑市上一块银元能兑换1.2至1.5法币。

随着国民政府的落寞，法币也一再贬值，兑换比例让人瞠目结舌。

他们一顿饭就造掉普通人家好几年的开销，简直是不当人子。

不过，300大洋花的也值了，多半都是打包带走的。每天不出门都能吃到各色美食。花钱花的不亦乐乎。

各款的西装、唐装、中山装、长衫、皮鞋、礼帽、眼镜儿，每人都买了好几套。

需要定做的也不少，尤其是秦大柱，既费料子又费工钱，还费时间。店掌柜和秦大柱都眉开眼笑的，其他人却表情不一。

尤龙目光中带着宠溺，他愿意看到小弟们开心满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