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太子继位后再胡来，那时就没人能为他收拾残局了。

而且太子敛财的本事确实不错，当初只给了他十万两，现在他已经向朝廷捐献了十几倍的钱。

不过弘治提出反对意见，明代勋贵的封地仅提供俸禄，并无实权。

给钱进封为天津伯并没有太大意义，对开放海禁的帮助微乎其微。

朱厚照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父皇，您应该知道什么是投献吧。”

弘治听了皱起眉头，投献就是农民将自己的土地名义上赠予有功名或贵族，自愿成为别人的奴仆。

这是一种规避明朝税收法律的行为。

弘治对此深感厌恶。

举例来说，农民如果收获了一百斤粮食，原本应向国家缴纳二十斤税粮。

但若将土地投献出去，他们就能免于向国家缴税，只需向士绅地主交十五斤粮食。

这样一来，国家就无法收取那二十斤的税粮，

并且农民变为奴仆后，还能逃避徭役。

因此，国家减少的税收转而压在了老实耕作的农民身上，他们要承受更重的税赋和更多的徭役。

这些农民不堪重负，最终也会被迫参与“投献”。

如此一来，恶性循环形成，地主士绅越发富裕，朝廷却愈发贫穷。

有人或许会问，朱元璋制定国策时为何会出现这种失误？

实际上，朱元璋最初的政策是合理的，只是执行得不好。

朱元璋规定，正一品文官最多可拥有1000亩免税田，这是个人免税田的上限。

正一品官员仅1000亩，级别越低的官员依次减少，全国加起来免税田又能有多少呢？

然而，所有官员都会隐瞒实际的土地数量，明朝后期这种隐瞒现象更为严重。

谁要是敢于核查土地数量，就等于与全国的官员士绅为敌，

连皇帝都不敢去查。

明朝万历年间，出现了一位勇者，名叫张居正，他敢于查清土地。

张居正是个杰出人物，官至首辅，权倾一时。

张居正在世时，他的土地核查政策执行得很顺利，但他去世不久即遭开棺鞭尸，家人也被流放。

据说，他的家人中有数十口饿死，尸体被野狗吞噬。

朱厚照多么希望能有张居正这样的人物在身边，那样朝堂上的大臣们都将被治理得服服帖帖。

可惜的是，张居正的出生还早二十年。

弘治不明白为何太子会问他是否了解投献。

朱厚照揭示了他的计划。

他打算扶持钱进来成为天津最大的地主，替换天津的官员为亲信。

这样可以减少朝廷上的反对声音，朱厚照便能在天津自由行事。

弘治对朱厚照的创意感到惊讶，这些奇思妙想从何而来。

然而，钱进来日后名声必定会很差，成为众人的攻击目标。

朱厚照毫不在意，认为未来的岳父大概不会介意。

况且有寿宁侯张鹤龄这样的外戚分散注意力，问题应该不大。

弘治无言以对，太子总是利用外戚来施展计谋。

但目前大婚的程序还在进行中，钱进的天津伯封号必须等到大婚后才能正式授予。

朱厚照提议，如果弘治皇帝担心花费，可以增加免税田的赏赐额度。

弘治顿时语塞，这分明是在明目张胆地为岳父谋取利益。

然而，免税田的数量是有法定限制的，如何能随意增加呢？

朱厚照建议，可以借在天津试验土豆和玉米田的机会，多赏赐一些。

由于土豆和玉米种子有限，不能立即全国推广，而且新作物可能会遭遇百姓的抵触，天津的大规模种植便于管理和宣传。

弘治认为这个主意可行，但需要与朝臣商量。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怎么开始和太子一起寻找朝廷制度的漏洞了。

弘治催促朱厚照去忙自己的事，不要打扰他批阅奏章。

萧敬似乎也被太子影响，而他自己也有被影响的趋势。

朱厚照解释，近期他很清闲，按太子大婚的规矩，他现在不能见钱梦竹。

实际上并非不能见，通常太子在大婚当天才会见到太子妃。

朱厚照是个特例，他的太子妃是他自己挑选的。

规矩甚至限制了他的行动，否则他现在可能已经在筹备皇太孙的事宜了。

弘治建议，如果太子真的无事可做，就回西山去看看新种的土豆，别在眼前碍眼。

朱厚照感到不解，刚才还聊得好好的，为何突然被父亲嫌弃了。

不过，他确实有一段时间没去西山检查玉米大棚了。

玉米应该快要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