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对于我来说，根本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去任性，毕竟沉重的贷款账单迫使我不断努力工作。

因此，如何实现无缝隙地转换工作，才是我应该换工作的方式。

这问题我只能暂时先放下了，先等到疫情局势不紧张了再说吧，手头有活就先干着吧。

四月十五日发三月份工资的时候了一千七百元，我也才知道三月份的时候隔离七天还有每天七十的工资的，这是我没能想到的事儿。

我还以为工厂给提供单人住八人间宿舍，吃喝都送上门来，这种好吃好喝的待遇供着我们，不用我们花钱就是好事了，更别说还给我们发工资。

此外还有一千二百元的复工奖励，他们给我说这是开工红包。据老同事讲往年的时候都是一两百的开工红包。

但现在因为疫情封控得原因，来复工的人凤毛麟角的，是个人来工厂报到都是个稀罕的玩意。

至于尚且没来的，别说一两天没来报到直接报自离的，只要他们没明确说不干的，工厂等他们一周半月的也还是愿意的，这可算是轮到工厂来求员工上班一回了。

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庆幸自己能够在第一时间前来复工报到。想到这近乎白嫖的工资，我感到无比的满足，这也让我更有动力去坚持接下来的两个月。

五月和六月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我却不知不觉地养成了戴口罩的习惯。天气逐渐变得炎热起来，仿佛要将整个世界烤焦一般。

每天十点过后，我都会往旁边的水桶里放上两块冰块，用来冰镇饮料和水果。

即使这样，我仍然感到闷热难耐，嘴里满是热乎乎的汗水，粘连在脸颊上，让人十分不适，但又无法摘下口罩。

我们的出勤人数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少一个人时，组长还可以顶上去；但如果少两个人，那就不得不停掉一条生产线了。我也慢慢适应了这种工作节奏，午餐和下午茶都是由线组长用小板车推到线上给我们送过来的。

而我自己呢，则习惯了一边吃饭一边摆放材料的工作方式，

是不是看着很累吧，虽然这样真的很累，但似乎我已经快习惯这种生活了。

五月初的劳动节，原本应该是欢乐度假的时光，但实际上只给我们放了短短一天假。

紧接着的六一儿童节，那本应属于孩子们快乐玩耍的日子，与我们成年人毫无关系。就连传统佳节端午节，也仅仅只有一天假期而已。

如今，这些所谓的节假日仿佛渐渐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意义，沦为了倒班休息的日子。

那么，生活中还能有多少值得期待的事情呢？

后来，当我从别的地方听说“调休补班”这个词时，才意识到原来还有这种操作。然而，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选择。

除了那些法律规定必须放假的节日外，其余时间都是按照排班表正常工作。

或许一开始会有些不适应，但久而久之，我也就习以为常了。

对我们这些厂里人而言，厂区里发生过的最大事件或许便是我那大师兄郭清离职一事了吧！

时间大约是五月尚未结束的时候，当时正值春节假期结束不久，大师兄郭清返乡休假并深思熟虑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