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在没有冰箱的年代里,蔬菜保鲜是一个极其严峻的困难。在这深冬里,恐怕也只有南方才会有蔬菜吃。
当然,皇宫之类的地方另当别论!相传,皇家有一些高明的匠人,可以建造出让蔬菜像春天一样生长的建筑,不过对于李四这等百姓而言,这种事情也只能是听听而已,他是断然不会相信的。
可是隔壁的那个康采恩,分明就拿来了新鲜的蔬菜,虽然搞不清楚他是从哪里弄来这些蔬菜的,但可以想象的是,只要她将这些蔬菜摆到自家酒楼的餐桌上,那么,不计其数的客人就会接踵而至。
“一定要查清楚,他究竟是从哪里弄来这些新鲜蔬菜的,最好能把他的这个供应断掉,至不济,也要和他们一样弄来这些新鲜的蔬菜。”
那名店小二听了东家的安排,立刻答应一声说道:“男女这就去各大行团去打听。”
宋代平民的第一人称,大多都是用男女一词,而“我”这个字,恐怕是在金兵南下之后,才融入华夏文化的。
至于各大行团,乃是类似于后世行业协会的组织,只不过在宋代,他们与官府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有一些甚至还是官府推动成立的。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大同朝廷运转所需的各类物资,只有很少一部分来自于他们的税收,而剩余的绝大多数,都需要从不同的地方采购,为了方便他们采购,也为了方便自己压低价格,官府和官吏本身,都乐意见到行团的成立。
相较于唐朝时期聚拢在一起经营的行团,宋朝时期的行团,由于经营场所不再受到严格的限制,而分布在了更加广泛的地域。这也就导致行团对内部成员的约束能力大大下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拥有了自由竞争的空间和技术保密的前提。基于此,优胜劣汰的商品经济终于在华夏大地上初露峥嵘!不过这一好处,却不是行团制度带来的,而是宋朝的经济政策所致。
坊墙倒塌之后得大宋王朝,开始允许商人在更多的地方做买卖,而不是像汉唐那样,集中在西市、东市那样的地方。北宋朝廷对这一历史变化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这才为行团制度带来了与时俱进的变化。
但行团制度在宋朝出现了一些弊病,也不能因此就掩饰过去,首先,朝廷和官府,都很乐意通过行团,向其成员摊派赋役,而管理经常从中作梗,压榨盘剥,其间家破人亡者,不知凡几。这就造成行团成员经常将此视为畏途。其次,行团内部各成员之间的约束力自然大大下降,但他们还是一个相当稳定的组织,经常采取约定价格,分摊销售区域等措施,从消费者那里获取垄断收益,更为可恶的是,价格同盟不仅仅会出现在消费市场上,也会出现的原材料市场上,这就让他们的供应商,不得不接受他们的联合压价。最后,就是逐渐加剧的内部竞争,使得行团内的话语权优势越发重要。财大气粗之辈,通常将约定的价格定得很低,或者将一些贫瘠的区域,划给那些小的商家去销售,这样就导致小商家联名亏损,不得不接受大商家的兼并。
这些特点,所以说都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步骤,也是封建主义统治之下的必然产物,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市场的自由发展,虽然不像西欧中世纪的基尔特那样严重,但也不能说是毫无迹象,至少上述三条当中的第二条,就是典型的辛迪加垄断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