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往常一样，在接受母亲训斥衣服弄这么土，和帮我弹掉灰尘后，我硬馒头弄碗开水泡软，再合吃着中午的剩面条，不一会就结束了一顿晚饭。

时间就来到了傍晚，这刻，村里人的电灯泡也陆续点亮了，父亲已上了炕，在听“延河牌”收音机里播送的声音，母亲洗漱着刚吃完的碗筷和锅具，奶奶晚饭后，拄着拐杖，去她前院挨着过洞的窑洞休息去了。

在征得母亲同意后，我走出家门，进了大伯家前院土门楼。过了洞门，尽管漆黑，但熟悉的脚道，仅凭意识和脚下的记忆，我很快穿过驴槽旁的过道，再过洞子北头的装饰板门，容易地便来到大妈家的里院。

这个小院子北面一口窑洞，拐角东面还有口小点的窑洞，新婚满一年大哥、大嫂的住处。当时他们一家六口人，三个儿子一个大儿媳外加两位老人，除大哥外，还有一个大我三岁的三哥，另一个大八岁的二哥，他当时还在外服役当兵。

大伯是我父亲的哥哥，和父亲本是一家人，在爷爷去世前的前几年头里才分了家，于是，里院子中间竖起了一堵土墙，一大家分成了两个小家。像许多农村人一样，孩子大了就基本要分家、过活，这是世袭也是自然规律。爷爷和奶奶、我和父母亲自然成为了一个小家，大伯大妈成为了另外一家人。

提起爷爷，我就要回忆他一下，是一九七五年去世的，我意识中一个早上，放学后，在爷爷平日睡觉的土炕旁边，围了许多的邻里、本家和家人，大家七嘴八舌。据说当时爷爷先是不能说话，就这样连续在土炕上卧病七日后，辞世而去。他下葬的那天，天一直在下着大雨，按当地土葬的习俗，生产队和村上的邻居，踩泥合水，把成殓老人家的棺材运到村子外三里地的坟场，下了土葬。因自己年龄小，这桩事在我的印象总是影影呼呼的，但在我的潜意识中，在我家和大伯这两家人之间，我可是经常来回窜活，没感到有什么区别，都是我最亲近的人。

那天，我依然爬上了土炕，坐在大妈和大伯之间，大哥斜坐在临近窑洞口窗户的地方，斜躺在那里的大哥，脖子高度正好与窗台齐平，三哥坐在炕对面木柜和红色三抖桌之间的椅子上，大嫂那刻在洗漱刚吃完的碗筷和锅。

像往常一样，晚上炕头唠嗑又要开始了，平日多是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但今天却在讨论是村东头将要开工的一处宅基地。这也是正常的事情，当时六口人两口窑洞，吃住起居是紧张些，当时政策是允许申请追加批复一处宅基地。从谈话的言谈中，准备今年秋季要开工，似乎已成定局，这在农村人家也是件大事情。当时平地要盖瓦房，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境那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事情，温饱都成问题的当地，更多地是把宅基地做成低于地平面样子。

今天，他们谈论的就是规划这事情，当然是利用农闲时间，自己开挖修建，产生的费用主要就是买些运土的筐和开挖的嬐贰⑻锨、吊具吊绳等，考虑到当地深土层有沙石，所以还要准备一些爬齿、铁锹和铁锤之类的工具，需要筹集相当数量的资金。那天晚上话题就谈的更开些，在他们谈论这些的时候，我都是仔细地听，大哥、大妈多是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他们把事件、困难和解决的方法罗列，又你一句我一语辩论者，能确定自然就定下来，也有没法定的或将要做的……。

大嫂，那刻往往是坐在灶坑里的木墩上，言语不多，聆听为主，三哥也是听多讲少，大伯话语也很少。

这样的家庭聚会，持续到深夜十到十一点钟，在隔壁院子母亲叫我回家睡觉的提醒后，也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