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二年的三月，是我度过打工生涯最稳定的时间段，在这近乎三年里，内地的家都很平安，事事如意平稳，注定能静下心来一门心思的打工、赚钱，期间虽然偶然也会有家里和老家亲人头疼脑热等小意外，但都因日常而没有从根基上动摇自己继续打工的想法。但从二零零二年春节过后农历三月的一个下午，一个突然来临的电话及随后发生事情，彻底颠覆了我对打工的想法及对人生的认识，一刹拉间终于领悟和体会到了另外一种境况。

一阵手机震动声从我办公的抽屉里传来出来，那刻正在埋头处理电脑图纸的我，停下手中活路拉开抽屉一看，来电显示，居然是内地老家大哥的手机号码。

“大哥，你好！有事吗？”因是下午上班时间，我嘴离手机听筒很近，且小声问道。

“我不是你大哥，我是你舅！”我惊诧道。大妈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舅舅，他！很少亲自给我打电话，而且那一刻竟还用的是大哥的手机，大哥此刻在忙什么？我一脸茫然而又诧异的听着。

“外甥，你别急，有件事情我和你大哥思量了很久，还是决定要此刻告诉你”语气缓慢而又掷地有声。

“你大妈病的很严重，此刻已经转院到了县城医院，医生说估计挽救成功的几率很小，你看你那边收拾一下，请假还是回来一趟吧！”。

我的脑袋轰隆一声，第一反应就是刚过春节还和大妈通过几次电话，不是好好的吗？咋几个月就突然成这样子了。我在反问自己的同时，脑海里顿时浮现出许多关于大妈的身影。

很明显，从舅舅的话语里我也听出了是最后通牒，如果是平时头疼热冷之类小问题，我觉得他们是不会这么劳师动众的通知我，更何况我是在千里之外！但从“婉转”的让我回去的口气中，我听得出与其说是舅舅在替大哥通知我，还不如说督促我动身回去。

随后，电话中我询问大妈病情的时候，我还能清楚听见电话那头旁边有人的抽泣声，猜出极有可能是二哥，这让我心一下变凉了许多，且迅急提到了嗓子眼口。我顿时急促不安起来，那头到底发生了什么？详细应该是什么？

因为我是在办公室，说话不方便，索性就拿着手机出了办公大楼，在空旷的厂区空地上，我把电话反拨过去给大哥。

“弟弟！妈的病估计是好不了了”大哥嗓子好像堵了块毛巾，低沉而又沮丧。

“我觉得你还是动身回来吧，你三哥乘坐的飞机，估计一会就该到咸阳机场了”，大哥继续说着。

我还能再说什么，看来大妈的病情比我估计还要严重，否则远在山东的三哥也被召唤回去。没什么再需要继续说的了，和大哥电话中道了别，我返回办公室，便开始收拾自己的办公桌，同时向王君组长说明了大致的情况。收拾当间，我下意识地看了一下办公室门口上方悬挂的石英钟，指针指向了当天下午三点五十三分，至今还记忆的时间！作为组长的王君，在得知我家中的不幸后，立刻催我动身准备，并安慰我手头的事情，他会安排别人去处理，让我放心回去处理事情。我很感激他，而且在我收拾的当间，他就替我打电话去香港，向经理Y.S说明情况，也得到随后的首肯。我写请了假条，在办公室门口王经理那里，履行完最后一道请假手续，便匆匆出了公司的厂区。

在公司大门口，我挡了辆路过的出租车，上了车，司机一脚油门，便风驰电掣般赶往东莞市区的飞机售票窗口。到了航空售票点，得知当天从广州和深圳两地飞往西安的机票均发售完，听到这，那刻心里就别提多焦虑和沮丧了。咋办？我在售票点外转悠了几个来回，没办法，就只好订了第二天最早的一班六点从深圳起飞的班机票。拿到预定票后，就立刻通过电话，把回去的行程告诉了在内地县城医院的大哥、二哥。在返回公司的途中，我就和出租车师傅约定好，让他第二天早上四点半就在公司大门口来接我，好趁早赶往深圳机场。

当天下午的晚饭，我吃了没吃现在死活也记不起来。晚上，不知发生事情的单位同事要约我去打台球，哪里有心思去呀！我就以身体不舒为由，早早把我自己关在宿舍里，每隔一会儿就给远在医院的大哥、二哥打电话，询问大妈那刻的病情变化。大概晚上十点多，在我们第五次通话中，二哥把他那头的手机凑在大妈的嘴边，他让我听听昏迷中大妈的气息声。电话听筒里，简短而又急促的哼哼声，强烈刺激着我的耳根，那已经不是正常人的气息声了，母子连心，那刻我眼泪不自觉的流了下来，大妈的喘息声中带着不规则的呻吟音。大哥说老人家此刻已经分不清什么了，就是沉沉的昏睡，听了这我的心就象卡在了嗓子眼里，也听见哥哥们在一旁微微的叹息声，我极力的一手捂着我的鼻子，生怕自己忍不住哭出声来。

后来，从哥哥当时的描述中，我得知大妈此刻已经转到了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中，而且又把手机凑到带着氧气的大妈跟前，一次次地让我听她的声音，那夜大妈的“哼、哼……”喘息声，象锤子一样敲打着我的胸口。我看不到她的容颜，却只能听到她痛苦而又艰难的气息声，我像个孩子一样，心里和眼里都在流着泪水。这样的煎熬与电话“陪伴”，让我一直到了凌晨一点多，那夜是难熬和忐忑的一夜，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哥、二哥和三哥的确又是幸运的，羡慕他们可以陪伴在大妈身边，而我却在无尽的恍惚中，只回忆着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想很久的事情，从小到大……。迷糊中，我何时合衣倒在床上，又是如何睡去的，无从知晓。唯有一声手机事先设定的闹钟声把我惊醒，我朦松的双眼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那刻已是第二天的凌晨三点半了，我又赶紧拨了个电话过去，接电话的是二哥，他小声的告诉我，大妈辰时后是近一周病情中睡得最安详的一个晚上，既没起夜也没有喝水，凌晨一点多还有了一次模糊的呼唤声，我悬着的心似乎释怀了少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