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北伐军中的黄埔军校生，从苏联军事顾问那里学到了协同，而北洋军几乎没有正规协同训练。

抗战时，几乎所有中国军队都有一个深刻印象，日军的战斗力极强。国民党军队往往以七比一的兵力，结果还是打败仗。

淞沪会战，国民党动用了近70万军队。而日本军队，最初只有约12万。后来，日本增兵10万，刚刚在杭州湾登陆，还没来得及投入战场，国民党就直接溃逃。

台儿庄之战，核心战场上的日军其实只有二千多人，而国民党投入了近三个师，结果还让日军一千多人逃出了包围圈。

解放战争，无一例外不是共产党军队在奔跑，双腿跑过了汽车轮子。其核心就是，共产党军队的协同作战很好，而国民党军队的协同能力很差。

这个协同能力，确实可以通过战争来学习战争，但更多的，还在于平常的训练。

汉代兵制，让新兵在地方接受一年时间的训练，是真正意义的磨刀不误砍柴功。用一半的时间训练，另外一半时间备勤，这个功夫，下得不可谓不大。应该说，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可这种设计，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一年的新兵训练，国库拿不出钱，将经费压力分散给地方。

也就是说，一年的新兵，指挥权掌握在郡守。此前说过，汉代的郡，小郡辖两三个县，大郡辖四五十个县。就面积和人口中计，大郡超过战国时一个诸侯国了。

也就是说，郡守如果同时掌握一地的行政权和军权，那确实是一件很不让人放心的事。

理论上，汉代之所以将一定军权交给郡守，是因为郡守所能掌握的，也就是一年之兵。

汉代的郡和封国共有三百多个，平均每年入伍的新兵，也就三几千人。算起来，这点军队，并不能构成多大威胁。

可统治者确实忽视了一件事，一个郡守，同时掌握着三年之兵，如果新招入伍五千人的话，老兵复员也是五千人，训练结束准备送往边疆的，还有五千人。

如此一来，便是一万五千人，这些兵因而能加重郡太守的私权，对公权形成威胁。

王莽时，东郡太守翟义，利用都试之机，纠集一郡的兵马反莽。刘秀举事前，曾谋划乘南阳郡都试而劫夺一郡士兵。

东汉初，汉光武帝刘秀为了削弱地方军事力量，在裁减都尉的同时，取消了都试制，后一直未曾恢复。也正是为了堵住这个关键漏洞。

要打益阳，种云不急，在益阳外整理黑旗营，按照军师旅团营，连排班来整编。黑旗营一万多人，种云担任军长，下辖四个师长，张龙赵虎，王朝马汉。种云的部曲改变为独立团，有廖化统领。

其他还有两万多挑剩下的新兵，组成红旗营，有于吉统领，负责新兵训练，作为后备力量。

种云在玄门设副教主，李元芳和于吉加担子，直接对玄门教主负责，负责太平道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