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氏儒术一家独大，等于阉割了华夏文化的创造力。儒家文化有其存在的价值，是一种自我约束的道德理想，一种针对个体理想化的目标，用个体性的道德指导社会发展，显然不合时宜。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根基，和兼爱只差一字，意义却天差地别。仁爱或君王口中的仁政是一种个体性的道德约束，是一种前置关系，即主导地位的一方才有的道德约束，在这种道德约束下，被其主导的一方成为仁爱，或仁政的对象。其实是人类社会性的一种表现，违背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的自然关系。天生万物不应该有这种关系，况且是一种具有主导性的关系。就像普通人很难猎杀一只老虎，但是几个人通过协作和使用工具，就能猎杀老虎。如果据此推导出人类对老虎具有主导地位，显然违背了自然常识。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社会性不同，动物的社会性根基是生存需要，是本能，而人的社会性的根基是个体基于群体的认识和接受，由于人类的社会性具有意识认同的优势使人类拥有了相对其他动物不能比拟的优点，但是这种社会性并没有改变人与老虎关系的本质，即对于自然平等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更不用说了，都是父母所生，吃五谷所长，两手两脚一个脑袋，不同之处在于群体对于个体社会地位的认知，社会地位的个体差异体现出社会分工，并不代表人与人之间有本质的不同。社会地位与权力匹配是一种社会法则，并非自然属性。地位高的人基于群体的认知就感觉高人一头，摇身一变成为仁爱、或仁政的施予者。在人格上不应该有这种施予和被施予的关系，只体现社会分工，这便是兼爱的本质，是人类自然属性在社会属性上的本质要求，具有无差别的特征，不是狭义的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之间基于亲情和血缘而产生的爱，而是一种平等的，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统一于人这个社会性个体的关系本质”。
墨凡一口气说完，最后又意犹未尽的补充道：“自周起，大小诸侯无不为利益而相互攻伐，战争只是各国之间进行利益分配的一种手段。战争没有赢家，战败者十室九空，获胜者元气大伤。这种利益分配的方法即不高明，又不可取”。
“是啊，伤敌一万，自损八千”，我趁势接过墨凡的话，说道：“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打算针对中行月建立的从大汉向匈奴转运商品通道的原因。如果把这条商道连根拔起，只会激化矛盾而不能解决矛盾，就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面对食物，饥饿就是伤人的利爪。在生存的本能面前，道德说教是苍白，无力的。只有解决了生存问题，人们才能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考虑道德需要，这是人类不同于动物的一种表现”。
“我找不到反驳你的理由，只能赞同你的想法”。墨凡说完突然像想到了什么，眼神复杂的看了我一眼，说道：“你的意思，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也有前提？”
“当然”，我点了点头，说道：“我已经说过，不管是自然界的老虎还是社会性的人，生存是自然赋予的第一位的需要。只有解决了生存需要，人才可以谈论道德需要。站在思想和行为统一的角度，兼爱与非攻无疑更具社会实践性，但是这种实践性的前提是人类不再面临生存的危险。就像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生存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拿什么修身和齐家，自然谈不上治国平天下。所以，不管是为了战争，还是为了利益需要放弃道德，是因为人们正在经受生存的威胁。墨家思想扎根于百姓，如果能为百姓解决生存问题，而非道德说教，兼爱与非攻才可能成为一种道德要求，一种行为准则。严格意义上讲，不能帮助百姓解决生存问题，只提道德要求也是愚民的行为。匈奴不断入寇华夏边关并非为了争夺城池与土地，而是为了能够生存下去。无论周时的燕赵韩魏等国，还是后来一统天下的秦国都没有找到匈奴入侵的真正原因，从而选择了一种永远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即战争。战争是一种生存手段，而不是生存的目的，自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我明白了”，墨凡兴奋地点了点头，说道：“汉匈之间战争的本质是为了争夺生存需要的物资。当一个国家的物产无法满足生存需要的时候，战争就成了解决问题的手段，要么通过战争得到生产物资的地域空间，要么把别人生产好的物资抢过来，数百年来匈奴选择了后者，华夏各国都未找到最有效的办法。你想用非战争的手段，结束匈奴以战争手段获取物资的目的？”
墨凡的确聪明，一下子就明白了问题的关键，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引导。我想到墨家在算学方面颇有建树，于是问道：“巨子认为，大汉能否彻底击败匈奴，使其没有能力对大汉构成威胁？”
墨凡想都没想，说道：“如果不计代价，以大汉五千万众击败匈奴不在话下，但是代价可能无法承受”。
冷兵器时代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不用数字说明不了战争的代价，于是我说道：“好，咱们算一笔账，假如大汉能用30万大军，历时一年将匈奴彻底消灭。不计人员损失，只考虑战争耗费，大汉付出的代价是多少：一个青壮年士兵，战争期间一日需要6斤粮食，一个月就是180斤，一年2160斤，三十万人一年总共需要消耗粮食64.8亿斤。算上军粮运输，战马食用等，总消耗超过120亿斤，按十五税一计算，生产120亿斤粮食就需要土地2.4亿亩，人均耕种20亩计算，需要劳动力1200万人。这种损失大汉根本无法承受。换种方法，大汉将64.8亿斤粮食送给匈奴，加上匈奴生产的肉类可以供养60万人。用这些粮食换取他们的牛羊和皮毛等物品，不用牺牲战士的生命，还可以得到大汉稀缺的物产，同时还能节省60亿斤粮食，30万壮年劳力参加农业生产，可以耕种600万亩，生产粮食24亿斤。一进一出代价巨大，即使大汉拥有五千万众，也承受不起，不到百万之众的匈奴更加承受不起。”
墨凡沉默了几分钟，才长出了一口气，说道：“每到冬季，匈奴骑兵就会频繁劫掠大汉北部边郡，其实就为解决冬季的吃饭问题，你说的虽然不无道理，也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又该如何解决？”
“方法就在墨家”，我说道：“和其他学说不同，墨家学说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把墨家学说中具有实践性的部分发扬光大，用以解决现实问题，让兼爱与非攻成为大汉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本质。才是墨家学说应该真正体现的价值，如果把墨家学说的实践价值发扬光大，并且不断进步，立志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成为社会公认的核心思想，董氏儒术还有市场吗？”
墨凡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需要时间，于是我接着说道：“你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今天说的事情最好不要外传。最后告诉你当年老子把月光之门交给山阳齐家时留下了两句话：墨纲法纪国之根本，王权不锢天道无存。”说完我把陷入沉思的墨凡留在他的房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刚才的观点并非脑子一热随口胡说，而是经过审慎思考的结果。来高都的路上我花了四天时间，并非游山玩水而是考虑这些问题。就像现代社会的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西方国家以其马首是瞻。这一现象放到大汉同样具有参考意义，只要找到合适办法加强大汉国力，以经济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完全有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历史经验告诉我大汉国力快速衰落的原因，汉武帝穷兵黩武几十年，不仅败光了文景二帝积累的财富，而且透支了大汉几十年的财赋。不受节制的皇权和不受控制的土地兼并使大汉数千万百姓无地可耕，成为门阀大族土地上的附庸。汉武帝前期，土地兼并已经出现加速发展的趋势，汉初开垦的大量土地已经集中到门阀士族手中。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社会，国家强大的基石永远是百姓，没有田地，只能被地主盘剥的情况下，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必定受到极大的限制，创新更是无从谈起，大汉衰落的苗头已经出现。
针对这种情况，我概括出大汉能够发展壮大的几个因素：一是促进人口增长，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没有足够的人口资源，不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二是土地的质量，农耕时代土地就是财富。增加土地不是盲目追求数量，而是配套相应的农业灌溉系统，就像都江堰护佑的天府之国；三是以手工业为主的商品经济，虽然受到科学技术的限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商品经济不是社会经济的主流，但却是国家创新技术进步的源泉，也是国家获得长久影响力的根本保证；四是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这一点最难，但是尤为重要；五是建立国家主导的金融制度。其实经过数千年的发展，金融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大汉已经有了相应的货币金融制度，只是不成体系不够科学而已；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通过教育开智，提升全民的知识水平。告诉墨凡，就是想让墨凡认识到，墨家的学术储备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土地、人口和生产技术是大汉强大的基础，社会制度和社会管理就是软实力。要想大汉强大并且延续更长的时间，在法律和制度方面就得花费心思。目前最紧迫的就是限制，甚至杜绝土地兼并为目的的土地交易，才有可能防止几十年后大汉快速走向衰落。汉武帝穷兵黩武是一个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土地被兼并才是根本原因，农户一旦没有自己的土地，依附在门阀大族的土地上，养活自己都不容易，哪有能力支付算赋、口赋等人头税，哺育子女的意愿大为降低。几十年后大汉人口从景帝末年近六千万人，迅速下降到不足两千万人，强大的汉帝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对周边国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