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为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对待外商的原则和策略提供了借鉴

毛泽东以前委名义给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指示信中，首次遇到如何处理外国列强商人在中国经商的问题。毛泽东在指示信中指出，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在中国设立的公司，“同样是剥削工人的”，这是必须明确的原则问题，不能含糊；但与外国通商又是红色区域所需要的，因此党和红色政权对有利于苏区民众利益的外国公司应给予支持，对严重损害苏区民众利益的外国公司应给予打击，这种策略是对的。这为党和红色政权制订对待外国资本的原则和策略，提供了有益借鉴。一年半以后，在瑞金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中，就明确宣布：在苏维埃区域内，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在不违犯苏维埃一切法令的条件之下，可以有经营工商业的自由”。

同样在这次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中，亦宣布苏维埃政府“在目前允许外国某些企业重新另订租借条约继续生产，但必须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实行8小时工作制及其他各种条例”。前委指示信对英商的原则与策略，与一苏大会颁布的法律文件所提出原则与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第五，对于红色区域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坚持实事求是、改进工作作风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毛泽东在前委给四县边界特区委指示信中说到如何正确处理发展群众武装与扩大红军关系时，谆谆告诫边界特区高官刘义顺和各级党组织：“农民的地方主义有他的政治经济的根源，不是‘一下子’可以打破的，也不应该是命令主义、唯心精神去打破他的。命令主义和唯心精神决不能打破农民的地方主义，他们所得没有别的；另有一个‘脱离群众’，希望你们不犯这种错误。”在工作中不搞命令主义，反对唯心精神和脱离群众，这是毛泽东一惯倡导和坚持的实事求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毛泽东在这里告诫边界特区委各级干部，必须坚决反对命令主义和唯心精神，不要犯“脱离群众”的错误，不仅对边界特区委各级干部改进工作作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红军和红色区域的所有党员干部，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不久，毛泽东就在进行寻乌调查之后，写作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喊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口号；强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后来在领导苏维埃中央政府动员群众开展苏区经济建设工作时，毛泽东又强调说：“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苏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讨论总结时，毛泽东更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作了极为精辟地阐述，强调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深刻地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7。从告诫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在工作中不要犯命令主义、唯心精神和脱离群众的错误，到二苏大会上要求苏区干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的这些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思想理论，是一以贯之的。

该文献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的生动体现。透过这一文献，不仅可以进一步了解1930年安、于、会、赣四县边区革命斗争情况，深化毛泽东作“仁风山调查”的相关问题研究，更能深刻感悟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以指导革命斗争实践的伟大历程，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和弘扬苏区精神，在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征程中奉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