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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为此后党和红军制定对流氓的正确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流氓”，是中国社会阶级结构中的一个阶层。毛泽东在1925年12月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分析说：“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这是毛泽东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的流氓阶层所作的正确的分析和认识。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和环境，毛泽东虽提出了要采用正确方式方法，引导流氓群众加入革命，使他们成为一种革命力量，但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毛泽东本人，在当时都未能将其真正付诸实践。

毛泽东领导开辟创建井冈山和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为党和红军正确解决中国流氓问题提供了实践的机会和条件。闽粤地区的“三合会”（亦称“三点会”或“洪家三点会”），是中国流氓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首先正确地处理和解决了对待“三合会”等绿林组织和绿林武装问题。而如何正确对待和解决整个流氓问题，却还没有较完整、系统的理论和政策、策略，也缺少成功的经验。

“仁风山调查”及指导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工作中，遇到了这个新问题，促使毛泽东对此进行深入思考，并初步提出了对待和解决流氓问题的正确的认识和政策、策略。但是，毛泽东对此并不满足，觉得对流氓的认识和对待流氓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原则还不够深刻、全面。他本想在随后进行的寻乌调查中解决这一问题，然而限于时间等原因，他在寻乌调查中来不及解决这个问题。他曾遗憾地说，寻乌“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

1930年6月上旬，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和红六军二纵队从寻乌、会昌东进福建。6月中旬，毛泽东在上杭县南阳主持召开红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专门讨论并通过了《富农问题》《流氓问题》两个决议案。《流氓问题》决议案共分3个部分：（一）流氓问题成了斗争中一个严重问题；（二）流氓的社会地位及其作用；（三）党对流氓的策略。

《流氓问题》决议案对于流氓的社会来源、社会职业及其特点、流氓的党派意识、流氓的特性和流氓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了全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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