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也陷入过内心惶恐不安的低迷阶段：“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写歌是完全为卡拉OK服务，关心会不会有人唱、好不好唱，我们难免会为了销售榜和排行榜的目标去努力，好像迷失了自己。”

直到他在传统文化当中看到了与流行结合的可能性，才重新找回了与理想和灵魂契合的创作激情。

“‘春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再开’，过去的我并没有很认真地唱这一句。”周华健开始卸下困住自己的包袱，迎来“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豁达与放下，享受“做自己”的音乐创作状态。

“江湖”之于周华健的意义，是他的人生顿悟以及角色转换——从令狐冲到周伯通，从英雄梦到侠客梦。

以前的周华健会觉得“江湖”有些宏大，他曾梦想做为国为民的郭靖，把自己当成令狐冲，常常心怀正义感，关心人间的是是非非。

后来的周华健，觉得“江湖”其实可以很小，它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每个待人接物的场合，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

在周华健的江湖里，他放下了对于英雄的执念，更想做“老顽童”周伯通，奉行“活在当下，快乐就好”之道。

在《少年》这张专辑里，周华健将“顽童”气质发挥得淋漓尽致，你既能在《少年》《在世界毁灭之前》的低吟浅唱中，听到知天命歌者的自在和温暖，又能在《飞飞飞飞飞》中感受到他“我要去唐朝，找李白吵架”的逍遥和顽皮，还能在《我吃故我在》中，被他这么一句简单又恬淡的人生拷问逗得会心一笑——“今晚吃什么？”

他还想做个街头艺人，带上两个乐手，敲着木箱、背着吉他，上街头演出。“你们喜欢听就来，不喜欢听的话也没关系，当然，可能下一首你会喜欢。”

《新周刊》曾经采访周华健：对于“江湖”和“侠客”的概念，你是如何用英文向家人解释和分享的？

周华健：这个翻译会解释很久，“river and lake”？后来，我们用英文“office politics”（办公室政治）来解释，一个小小的办公室，或者一个公车站、地铁站都有江湖，学生有学生的江湖，老师也有老师的江湖。

这样解释，他们就懂了。

外国人没有“江湖”的概念，不知道两个字就能表达这么多东西。但不要以为他们没有江湖，他们可能比我们严重，选一个漂亮国领导就很“江湖”了。

《新周刊》：你的家人会和你一起看武侠小说和武侠剧吗？

周华健：我太太和女儿不会看，但我儿子看得蛮多的，他常常跟我聊这聊那，但金庸的书，他看得没我多。

他曾拿了一本《三体》给我——看了《流浪地球》之后，他就沉迷《三体》。

《新周刊》：你曾经在《大事发声》节目上演唱《笑英雄》，说“我们要做侠客，不要做英雄”。你认为“侠客”和“英雄”有什么不同？

周华健：不要为了当英雄而去当英雄，你以“当英雄”为出发点的话，最后会很失望，甚至你从头到尾都不是英雄，这是可遇不可求的。

但侠客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你不必每件事都出头、掺和，只要做一个好人、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比如周边朋友需要帮忙时，你伸出援手，你的心中有一把尺，就可以了。

《新周刊》：你与张大春老师合作制作专辑《江湖》，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周华健：我经常催他的词，催到后面，有些崩溃到想要撞墙，哈哈哈。这些歌词像抛过来的奇招妙术，最难的两首歌《泼墨》《金缕曲》花了半年时间，我像被打开了任督二脉，悉数接招，应该算是接住了。

《新周刊》：你认为今天的人还需要“武侠”吗？

周华健：我认为，一些重要的人生观是必须要有的，江湖说到底就是“信诺”两个字。

以前的人没有律师事务所可以签约、走法律程序，但答应了一件事，就要完成它，做不到就不要答应，就算答应了之后做不到，也要让人家知道。

这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不容易。我现在和我的唱片公司是没有合约的，我就很骄傲，觉得自己也有重信诺的精神。

《新周刊》：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退出江湖”？“常青树”这个标签对你来说有压力吗？

周华健：不做音乐，我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我连做主播都不会。

“常青树”三个字很精彩，年纪一定很大，哈哈哈！没有压力啦，这是他们的好话。

你看费玉清老师，他做人做事都很可爱，很值得尊敬，想唱歌就唱歌，退休了就真的不唱，但哪一天可能又复出了。他就是我们的榜样，舒舒服服地做自己就好了。

天龙八部这部武侠小说，里面除了贪嗔痴，还有一种嫉妒也令人生畏。

什么是嫉妒？马夫人的典型表现

心理学上，嫉妒是指人们为竞争一定的权益，对应当团结的人怀有的一种冷漠、贬低、排斥、亦是敌视的心理状态。

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屈原的故事，“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琢谓余以善淫”。当屈原的才华出类拔萃，让周围人黯然失色时，周围人就激起了嫉妒心，恶意中伤他。本来他们有着同一个目标，为国效力。但是由于嫉妒，他们排斥构陷有才华的屈原，酿成悲剧。

事实上，嫉妒无处不在。这两天股市大涨，一个朋友狠赚一笔，在朋友圈放出了自己的收益截图。结果就有人评论：真是缺什么秀什么，没准明天就跌没了。坦白来说，嫉妒不是问题，这是人的本性。但被嫉妒心操纵，攻击他人，就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