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然是对历史一知半解，张辰也知道这位大宋三朝名臣的大名，然而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源自一篇名文，大文豪苏轼的《陈公弼传》。

嘉佑六年，在欧阳修的推荐下，苏轼参加了名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科考试，最终他的对策被评为第三等（一、二等虚设，第三等为实际上第一等）。

须知此前整个大宋只有一个吴育中过这种制科的第三等，因此苏轼中第三等被称为“百年第一”，随后得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而当苏轼意气风发地出任凤翔府判官（相当于市政府秘书长）后，又被当地一众衙役尊称为“苏贤良”。

凤翔知府陈希亮得知此事，曾大怒发言：“府判官，何贤良也？”

从此，他对苏轼不假辞色，处处刁难，横竖看不顺眼。苏轼年少气盛，不甘受辱，总是针锋相对。双方一时势同水火，互不相让。

可是，怪就怪在陈希亮去世后，苏轼竟破例为其撰写《陈公弼传》，使其万古流芳，这是为何？

其实，陈希亮与苏轼皆是四川眉州人氏，陈苏两家数代世交，论辈分陈希亮是苏轼的世叔。

陈希亮的四子陈慥更是苏轼的好友，历史上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时，正是陈慥陪伴着苏轼度过那段煎熬的时光，诸多事迹皆被苏轼记载于另一篇《方山子传》中。

至于陈希亮在凤翔时何以处处打压苏轼，绝非嫉贤妒能，而是因苏轼“年少暴得大名”，经常锋芒毕露，恐其自毁前程，这才对他一直进行挫折教育。

多年后，历经宦海沉浮，做官做成旅游家的苏轼终于体会到陈希亮的用心良苦，发出这样的感慨：“陈公是我的长辈，于凤翔两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实际上陈希亮一生的功绩，张辰的认知基本来自苏轼的那篇传记，并不了解他历任的官职，更加不知他曾出手帮过张氏一族，故而才对马武所称的“陈太常”是何人一片迷惘。

不曾想竟是间接关联上了历史上的名人，张辰不由得更感兴趣，于是又追问起了此案的经过。

马武瞧见张辰精神振奋的模样，有些难以理解，却还是逐渐地把案情慢慢地讲述了出来。

原来遇害的官人便是陈希亮的二子陈恪，今任滑州推官，他和妻子石氏此行本是要回眉州老家省亲的，并于两日前途经竹山县，暂住在城南的官驿。

都说隆重庄严归故里,树碑立传与天齐，这话一点不假。

陈恪的父亲陈希亮原先不仅是房州的父母官，更是掌管整个京西路的转运使，在本地又官声极佳。

这回陈公的儿子儿媳路过房州故里，连路、州两级长官都出十里相迎，何况是这竹山小县？

提早得到消息后，竹山的知县吴通、县丞王禄、县尉孟子临几位亲民官自然得齐齐出动，从迎接阵仗到官驿布置，尽皆精心地做好了布置，只为表达竹山上下对陈公一家的敬重，哪怕陈恪夫妇只在竹山停留一两日。

可往往是人算不如天算，陈恪夫妇一路从河北路滑州上千里走来，一直平安无事，偏偏就在父亲治理过的大宋腹地遭了难。

案发的当日，便是张辰来到竹山县城的那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