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病故的第二年，时任日伪政府民丰乡乡公所会计的二弟郑崇仁，因不满日本军警横征暴敛，被翻译官用东洋刀砍伤，因受惊而神经错乱，被遣送回家。

郑崇文在家把肺病养好后，学校不再用他，也找不到别的差事。由于无事可做，心烦意乱，再加当时吸大烟之风盛行，渐渐地就吸起了大烟。

他的妻子人要强，不出语，没有经受住家中屡屡发生的糟心事的打击，精神也失常了，整天披头散发，大唱大叫，疯说疯道。

妻子精神失常后，郑崇文在他慈祥而坚强的母亲面前下跪发誓：一定痛下决心，把大烟忌了。

年方30岁的二嫂，年仅16岁的二弟，在他给母亲下跪发誓的时候，站在一旁，听着他的誓言，流着眼泪看着他。

他感觉到了他们对他的殷切期望，更增强了他忌大烟的决心。

郑崇文的确是个男子汉，他做到了“言必信，行必果”，对母亲发誓后，再也没吸大烟。

忌了大烟后，郑崇文挺起腰杆，支撑起了这个大家庭。妻子和二弟疯疯癫癫，两个侄儿、一个侄女和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尚未成年，三弟正在念书。母亲和二弟媳虽然能干，毕竟是女人。

为了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解决眼下的困难，他把祖上留下来的一处很大的房产——水产大院陆续卖了，又把自己住的大院后面的小院也卖了。

郑崇文挺立起来以后，因为他是县里有名的文人，故在日寇投降那年的前半年，临水镇商会举荐他到日伪政府任职，然而他在急需得到挣钱养家差事的情况下果断拒绝。

他对商会会长说：“你知道我是因为反对国民党的腐败被革职的，哪能背叛国家替日本人办事？我要是背上汉奸的骂名，连我的娃娃们也没脸见人了。”

1948年，解放军进驻临水县，他给临水县临时政府县长当了秘书。

然而在解放军撤退时，因为舍不下他所支撑的一个大家人，而未能随解放军东进。

不久，国民党军刘龙率领的部队进入临水镇，屠杀与共产党、解放军有关系的进步人士，郑崇文在白信人保长的保护下得以脱身。

解放后，教育战线上急需师资，当地人举荐他当了东街小学的老师，有了一份固定而体面的工作。

他很珍惜这份工作，剃光了头，刮净了胡子，夏天穿一件灰布长衫，冬季穿一件青布棉袍，腋下夹两本教科书，无论严寒酷暑，每天都早出晚归，步行到学校给学生上课。

然而好景不长，1951年秋季，他的教师资格被取消了。原因是他在旧社会曾加入过国民党，虽然早就被开除，但在当时社会还没有完全安定下来的形势下，由于所谓“历史不清”被辞退了。

那个年代，有无历史问题是用人特别重视的一条，用人单位大都不敢忽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郑崇文被辞退后，发誓再不从文，他痛心自嘲：“我过去得罪了国民党，国民党永不用我；现在我又因为曾经是国民党员，共产党也不用我，我成了猪八戒照镜子了——里外不是人。十年寒窗白费了，命运注定我只能靠耍手艺谋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