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搞笑，就调侃到：“这段应该写到相声段子里！哈哈太搞笑了。”

笑了一会儿，付支队用比较严肃的声音感慨的说道：“军啊！你现在觉得好笑了，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有多么无助吗？破案就跟猜谜语一样，可又没有啥好办法！”

张志军说道：“是啊！现在的法律都已经开始强调零口供了，可是零口供对我们收集客观证据的要求得要多高啊！”

带着这个疑问，我躺在了宾馆的床上。我考虑的是如果我们的技术水平收集到的证据不足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认定犯罪的地步，是不是就会让很多嫌疑人规避了法律的制裁。如果那样就只能依靠口供了！可是口供的可靠性到底有多大呢？那受一个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影响太大了！在威逼利诱下得到的口供可信度有多高？那我们破获的案件是否真的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呢？

其实这个时候我想到了一个更可怕的结果，那就是存有私心、急功近利的状态下，很有可能会致使无辜的人蒙受冤屈。从最底层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想到这样就会有发自内心的深深的绝望！

越是想到这些，我就越是在心理暗暗下定决心，我不要做草菅人命的人，宁愿没有成绩也不愿为了成绩伤害他人。

想到这里，我觉得我加入的这个队伍也是一支严谨的队伍。否则指向性这么强的推论，早已有了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心理动因。可是我们并没有草率的按照推论那样去做，我们还在耐心的求证，力求对每一个当事人负责。说明我们的法治意识、规范意识越来越强。我们不是草台班子，我们值得信赖！

纷乱的思绪伴着张志成越来越响的呼噜声，我沉沉睡去～

第二天上午，虽说前一天基本确定了重点怀疑对象，但是周波还是安排了侦查员继续下村排查，一方面是多跟老百姓聊聊总是能够收集来更多的情报，毕竟情报不会自己跑到公安局来，另一方面也是想对罗英妹两口子的测谎不要搞的针对性那么强。

我跟着付支队、张大队赶到了刑警大队的小会议室，周大队也在那里等着了。根据去省厅接人的同志反馈，刚上班不长时间，陈主任就请示了领导，领导同意后，他们已经收拾好器材往这里赶了，预计上午的十点左右能够赶到。

周大队又调度了孙树田媳妇的情况。孙树田媳妇和罗英妹果然如我们预测的那样，并没有舍得在省城住一晚上，而是连夜赶回了家里。因为老公不明原因死亡，所以三更半夜的她并没有敢回家睡觉，而是在左前邻罗英妹家休息了一晚，现在也还在她家。

寄希望于测谎实属无奈，屋子里几个领导愁的一根接一根的抽着烟不说话。

十点刚过，周大队终于等来了接人同志的电话：“周大队，陈主任到了，我们马上进院子。”